當「色盲」成為歧視的保護傘：美最高法院投票權裁決解析

一個曾公開宣稱「黑人作為一個種族，是劣等種族」的南方保守派專欄作家，在1970年代搖身一變，成為「色盲平等」的倡導者，聲稱支持種族補救措施的自由派「比舊南方偏見者更糟糕的種族主義者」。

他的名字是詹姆斯·傑克遜·基爾帕特里克。他沒有改變，只是換了語言。

2026年4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Louisiana v. Callais一案中作出裁決，以保守派六比三多數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重新劃定的選區地圖——這張地圖是法院此前依據《投票權法》命令州政府修改的版本，目的是確保黑人選民能夠選出自己屬意的代表。最高法院認定，這張地圖構成「違憲的種族性傑利蠑螈」。

這個裁決的表面邏輯聽起來甚至有些公正：不應按種族劃分選區。但剝開這層語言，它實際上做的是：允許州政府以「黨派目的」為由，系統性地稀釋黑人選民的政治影響力。

一張地圖，兩場官司，一個陷阱

要理解這個裁決，必須先梳理事件脈絡。

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口約三分之一是黑人，但2022年州議會劃定的六個聯邦眾議員選區中，黑人占多數的選區只有一個。民權組織提訴，法院認定此舉違反《投票權法》第二條——該條款禁止任何在效果上剝奪少數族裔平等投票機會的選區安排——並命令州政府增設一個黑人多數選區。

州政府照辦。但隨即，另一個團體以新地圖「按種族分類選民」為由再度提訴，案件最終上達最高法院。

大法官薩繆爾·阿利托在多數意見書中寫道：「在考量選區劃分方案的合憲性時，法院必須將黨派優勢視為任何其他種族中立目標一樣對待：這是各州可依需求採用的合憲標準。」

翻譯成白話：只要州政府說「我們這樣劃是為了贏選舉，不是針對黑人」，就合法。

問題在於，阿利托自己也在意見書中承認，「種族與政治深度交織」——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選民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換言之，打壓黑人選票與打壓民主黨票源，在效果上完全相同。這不是免罪符，這是犯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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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的意志被架空

這個裁決的另一層嚴重性，在於它公然違背了國會的立法意圖。

1980年，最高法院在City of Mobile v. Bolden案中裁定，《投票權法》的適用需要證明歧視「意圖」。這個標準幾乎不可能達到——歧視者只需謹慎措辭便可規避。

國會因此在1982年修正《投票權法》，明確規定：只要有歧視性「效果」，無論意圖如何，均屬違法。這堵住了漏洞。

如今，最高法院把這個漏洞重新打開。阿利托寫道，《投票權法》「僅在證據支持強烈推斷——即州政府因種族原因而故意削減少數族裔機會——時，才成立責任」。這是對1982年修正案的直接否定。

大法官艾蓮娜·卡根在反對意見中直言：《投票權法》的設計初衷，正是要糾正那些「表面中立、實則阻止黑人公民投票或讓其選票形同廢票」的手段。當年國會看到法院把法律解釋得太窄，於是修法。現在，法院把同一個漏洞重新撬開。

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在協同意見中更為直白：他重申《投票權法》的選區條款本身就與「色盲憲法」相悖。依此邏輯，一個全白人的國會，只要是「黨派性」傑利蠑螈的結果，便不違憲。

從華人視角看這場民主倒退

這個裁決距離台灣、香港或東南亞華人社群似乎遙遠，但其影響值得認真審視。

對民主制度的示範效應：美國長期以民主燈塔自居，其憲政實踐對全球具有示範意義。當美國最高法院以精緻的法律語言為壓制少數族裔投票權背書，這為那些質疑民主制度普世性的論述提供了新的素材。北京長期批評美式民主是「資本主義民主」，這個裁決或許會被援引為佐證——儘管這種援引本身也是選擇性的。

對台灣的間接影響：美國政治穩定性與少數族裔的政治代表性，直接影響美國國內政策走向。若黑人選民的影響力被系統性削弱，共和黨可能在國會獲得更持久的多數。前川普競選經理布拉德·帕斯卡萊在裁決後立即在社群媒體上宣稱：「如果各州積極行動，我們可能永久性地在眾議院保持穩健多數。」這種政治格局的變化，對美台關係、對台軍售等議題的立法走向，並非毫無關聯。

結構性的深層問題：華人社群在美國同樣屬於少數族裔，同樣面臨政治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投票權法》的弱化，理論上也可能影響亞裔美國人在選區劃分中的保護。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亞裔美國人人口增長迅速，在多個搖擺州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而這正是選區劃分博弈的核心戰場。

更根本的問題是：「色盲」作為一種政治語言，其邏輯並不限於美國。在任何存在歷史性不平等的社會中，「平等對待所有人」的口號，都可能成為維護既有優勢的工具。這個觀察，在討論香港選制改革、馬來西亞土著優先政策或台灣原住民族權利時，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