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真的會搶走工作嗎？諾貝爾獎得主的謹慎答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塞莫格魯對「AI奪走工作」的末日論持保留態度。從AI代理人到企業聘用經濟學家的新趨勢，本文深入解析AI對就業市場的真實影響。

當科技巨頭的CEO們宣稱「AI將徹底改變所有白領工作」，有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選擇說：「沒那麼快。」

一篇不受矽谷歡迎的論文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教授達龍·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獲獎前幾個月發表了一篇論文，結論讓矽谷頗為不悅。他估計，AI對美國生產力的提升效果有限，並不會消除對人類勞動的需求。他寫道：AI擅長自動化某些任務，但許多工作根本不會受到威脅。

兩年過去了，這個謹慎的觀點依然沒有成為主流。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造勢現場到超市排隊的閒聊，「AI奪走工作」的末日論無處不在。加州一位州長候選人上週表示，他計劃對企業使用AI徵稅，並向「AI裁員受害者」提供補償。

然而，數據仍然站在阿塞莫格魯這一邊——多項研究反覆顯示，AI目前並未對就業率或裁員數字產生顯著影響。

AI代理人：自動化的極限在哪裡？

自阿塞莫格魯發表論文以來，最受矚目的技術突破是「AI代理人」（AI agents）。這類工具不只是回答問題的聊天機器人，而是能夠自主執行任務、達成目標的系統。AI企業正在積極將其定位為「以一換多」的人力替代方案。

對此，阿塞莫格魯直接表示：「那根本行不通。」他認為，AI代理人更適合被理解為強化某人工作中特定環節的工具，而非能夠靈活處理整個職位的萬能替代品。

原因在於一份工作所涵蓋的任務多樣性。以X光技師為例，這個職位包含30種不同任務——從記錄病患病史到整理乳房攝影的影像檔案庫。人類能夠自然地在不同格式、資料庫和工作方式之間切換，但AI要做到同樣的事，需要多少個獨立工具或協議？

AI代理人對就業的衝擊程度，最終取決於它們能否像人類一樣流暢地在任務之間協調切換。目前各家AI公司正激烈競爭，試圖證明自家代理人能夠長時間自主運作而不出錯，但阿塞莫格魯對此持懷疑態度。

AI公司為何大舉聘用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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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正在發生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AI企業紛紛在內部組建經濟學團隊。

OpenAI於2024年從杜克大學聘請羅尼·查特吉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並宣布將與哈佛大學教授、前歐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傑森·弗曼合作研究AI與就業議題。Anthropic召集了10位頂尖經濟學家進行類似研究。就在上週，Google DeepMind宣布聘用芝加哥大學的亞歷克斯·伊馬斯擔任「AGI經濟學總監」。

阿塞莫格魯對此有清醒的判斷：「這說得通。AI公司非常清楚，以就業顧慮為核心的公眾懷疑情緒正在上升。他們有強烈的動機去塑造圍繞自身技術的經濟敘事。」

但他也表達了憂慮：「我希望他們聘用經濟學家不是為了推廣自己的觀點或製造更多炒作。」當關於AI就業影響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越來越多地來自從有利結論中獲益最多的公司時，這份研究的獨立性值得嚴肅審視。

真正的門檻：易用性

阿塞莫格魯還點出了一個常被忽略的關鍵因素：AI工具的易用性。

過去，PowerPoint和Word之所以能夠迅速普及並改變工作方式，是因為任何人都能安裝並立即上手。「我們還沒有看到基於AI、具備同等易用性的應用程式出現，」他說。即使任何人都能使用聊天機器人，普通工作者要從中獲得實際的生產力提升，往往仍需要相當的學習時間。這正是AI尚未對就業市場或整體經濟產生顯著衝擊的原因之一。

阿塞莫格魯正在觀察的關鍵信號，就是能讓AI更易於使用的應用程式是否出現。

他也坦承，接下來一段時間內，我們將看到各種相互矛盾的跡象：大學畢業生抱怨就業市場越來越難，但統計數據卻看不出AI對生產力的明顯影響。「不確定性非常巨大，」他說。而這，恰恰是當前AI經濟最真實的寫照：話語上的確定性，與現實中的不確定性並存。

對華人世界的意義

從亞洲視角來看，這場辯論有其特殊的在地意涵。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是全球AI基礎設施的核心供應商，AI的發展速度直接影響台積電等企業的訂單規模與人才需求結構。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亞洲金融中心，金融業白領對AI自動化的敏感度遠高於製造業。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更為複雜。政府積極推動AI產業發展，但同時也面臨青年失業率高企的壓力。若阿塞莫格魯的分析正確，AI短期內並不會大規模取代工作，那麼將AI作為解決生產力問題的萬靈丹，可能會讓政策制定者忽略更根本的結構性就業問題。

東南亞的製造業勞動力則面臨另一層挑戰：AI代理人若真能突破任務協調的瓶頸，首當其衝的可能不是矽谷的工程師，而是越南、印尼、菲律賓的工廠與服務業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