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財富屬於誰?三星勞資談判揭示的分配政治
三星電子近4萬8千名工人以罷工相逼,逼出AI半導體利潤分配協議。從肯亞到好萊塢,一場關於AI紅利歸屬的全球角力正在成形,對台灣、東南亞科技供應鏈同樣意義深遠。
去年,29位AI新創創辦人合計累積了710億美元財富。同一時期,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因AI投資而裁員的人數,佔今年總裁員數的60%。這兩組數字之間的張力,正在撕裂一個問題的答案:AI創造的財富,究竟屬於誰?
一場差點爆發的罷工,與它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本週,三星電子以一份暫定協議,險險化解了近4萬8千名工人的罷工威脅。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獎金的勞資談判。但工會的訴求,指向的是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工會要求將半導體部門營業利潤的15%作為全體員工的獎金,而不僅限於供應特斯拉、輝達等科技巨頭的記憶體晶片部門。工會主席崔承鎬表示:「AI產業帶來了創紀錄的營業利潤,但工會成員卻處於一個無法獲得相應績效回報的結構中。我們要改變這一點。」
最終達成的協議取消了獎金上限,將獎金與營業利潤掛鉤,並為晶片部門設立相當於營業利潤約10.5%的特別獎金池,且這套機制將鎖定十年,以透明公式計算。競爭對手SK海力士去年也已同意,將年度營業利潤的10%撥入績效獎金池。
智庫「Windfall Trust」執行長艾德里安·布朗將這場爭議定性為「我們所見過最重要的勞動行動之一」。他說:「工人們知道自己是AI價值鏈的一部分,他們在問一個直接的問題:如果這項技術正在創造創紀錄的利潤,誰對這份利潤有正當的分配權?」
財富集中的速度,與反彈的蔓延
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形容AI浪潮創造的財富「近乎難以想像」。僅過去一年,美國新創公司就誕生了19位億萬富翁,合計身家590億美元。本週,SpaceX申請IPO,估值逾2兆美元,創辦人伊隆·馬斯克可能成為全球首位「兆萬富翁」。OpenAI與Anthropic也預計今年申請上市,屆時多名高管將一夜躋身億萬富翁之列。
與此同時,Meta、亞馬遜、甲骨文等科技巨頭今年已宣布裁撤數萬個職位,多名高管明確表示正將資源重新導向AI。據金融服務公司TradingPlatforms估計,今年以來宣布的約13萬次裁員中,有7萬7千次與AI採用或投資直接相關。
布朗指出這場財富集中的結構性根源:「AI的成果建立在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政府背書的基礎設施、數十年的科學積累,以及從晶片製造到資料標註、內容審核等供應鏈全體勞動者的付出之上。然而,回報正在集中於少數企業及其投資者,成本與風險卻被更廣泛地分散。」
這股反彈並非只發生在首爾。肯亞的資料標註工人去年組成協會,爭取公平薪酬與勞動條件。全球各地的配音演員正在組建工會,要求就AI模型訓練使用其聲音資料獲得補償。好萊塢演員呼籲徵收「Tilly稅」——以AI演員Tilly Norwood命名,對AI生成表演者課稅,所得用於真實演員的福利。在舊金山附近的法院外,抗議者舉著寫有「工人要求分一杯羹」的橫幅聚集。
韓國總統府政策負責人金容範在臉書發文提出「公民股息」構想:將AI繁榮的超額利潤分配給全國5200萬民眾,以確保社會穩定,並緩解AI帶來的經濟轉型成本。他認為,韓國有難得機會,從單純的AI基礎設施供應者,躍升為「第一個將AI時代超額利潤回饋於人民生活的國家」。
對華人世界的供應鏈,這是一個預警信號
三星與SK海力士的協議,對台灣、東南亞的科技製造業而言,絕非遙遠的他山之石。
台積電是全球AI晶片最關鍵的製造節點,其晶圓代工業務直接承接來自輝達、AMD的AI加速器訂單,近年獲利屢創新高。台灣的勞資關係相對平和,工會力量也遠不及韓國,但「AI利潤由誰分享」的問題,遲早會在台灣的政策討論與企業治理層面浮現。
東南亞的資料標註產業同樣值得關注。菲律賓、印尼、越南聚集了大量為全球AI公司提供資料標註服務的低薪勞工,他們是AI價值鏈中最不可見、卻不可或缺的一環。肯亞工人的組織化行動,可能為東南亞類似勞動者提供參照。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呈現不同面貌。中國科技企業的高速擴張與國家主導的AI戰略,使勞資關係的討論框架與民主國家有根本差異。但隨著百度、阿里、騰訊等企業加速AI轉型並持續裁員,「AI利潤分配」的張力同樣在積累,只是表達渠道與方式截然不同。
更值得關注的是政策層面的連鎖效應。若韓國率先推行某種形式的「AI紅利分配」機制,鄰近的日本、台灣,乃至東南亞各國政府,都將面臨來自民間的類似壓力。這不僅是勞資問題,更是下一個十年亞洲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層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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