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早就知道」：當演算法設計成為法律責任

一名員工在給上司的電子郵件裡寫道：「我們需要優化的，是讓用戶在化學課中間偷看手機的次數😊」。這句話，後來在法庭上被大聲念出來。

2026年3月，Meta在一週之內連輸兩場官司。

兩場敗訴，一個轉折點

先是新墨西哥州法院在長達六週的審判後，裁定Meta違反州《不公平交易行為法》，判處每項違規罰款5,000美元，合計罰款3.75億美元。隔天，洛杉磯陪審團認定Meta對一名現年20歲的原告（代號K.G.M.）的心理創傷負有70%責任，YouTube負30%，兩家公司合計須賠償600萬美元。（Snap與TikTok在開庭前已達成和解。）

金額本身或許不是重點。正如數位媒體律師艾莉森·菲茨派翠克所說：「把這600萬美元乘以他們面對的所有案件，那就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目前有數千件類似訴訟懸而未決，另有40個州的司法部長提出了與新墨西哥州類似的集體訴訟。

真正的轉折在於：這次被告上法庭的，不是平台上的內容，而是平台的設計本身。

長期以來，美國《通訊端正法》第230條保護社群媒體平台免於為用戶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但原告律師繞開了這道防線，他們借鑒了當年對抗菸草業的策略——不談內容，專攻「成癮性設計」：無限下滑、全天候推播通知、最大化使用時間的演算法。這個論點，在兩場審判中都奏效了。

內部文件揭露的「知情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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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過程中解封的內部文件，是這次判決的核心證據。

2019年，Meta對被系統標記為「問題性使用」的用戶（估計佔全體用戶的12.5%）進行了深度訪談研究。報告結論直白：「最佳的外部研究顯示，Facebook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是負面的。」

然而公司並未採取行動。馬克·祖克柏在內部討論中提到，要讓Facebook Live在青少年中成功，「我猜我們需要非常擅長不通知家長和老師」。產品副總裁麥克斯·歐倫斯坦在2021年的內部郵件中寫道：「沒有人醒來就想著今天要最大化開啟Instagram的次數。但這恰恰是我們產品團隊正在努力做到的事。」

Meta發言人回應稱，許多文件距今已近十年，公司已推出2024年的「Instagram青少年帳號」功能，包括預設私人帳號、每日60分鐘使用提醒等保護措施。但前員工凱莉·斯通萊克（目前正以性別歧視為由起訴Meta）表示：「這些被解封的證據，印證了我親身經歷的一切。」

對亞洲與華人世界的意義

這場法律戰的影響，不會止步於美國。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Instagram、Facebook依然是主流平台。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在這些地區同樣受到關注，但針對「設計責任」的法律框架幾乎付之闕如。美國的判決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照的法律先例——平台設計是否構成「產品缺陷」，這個問題遲早會在亞洲各地的法院被提出。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已透過行政手段對此做出了回應：抖音（TikTok國內版）被要求為未成年人設置每日40分鐘使用上限，並強制執行宵禁功能。這種由上而下的監管模式與美國的訴訟路徑截然不同，但兩者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演算法設計對青少年的影響，誰來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立法層面的進展並不順暢。《兒童網路安全法》（KOSA）雖獲得微軟、Snap、X、蘋果等公司支持，卻遭到部分隱私權倡議者批評，認為「年齡驗證」要求實際上是對成年人的監控擴張。更弔詭的是，該法案最新版本中的「預先排除」條款，可能反而會阻止各州提起類似新墨西哥州的訴訟——等於用保護兒童的名義，關上了追究企業責任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