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AI洩露受害者個資，愛潑斯坦案集體訴訟敲響警鐘

政府公開了本不該公開的資料，AI把它傳遍了全世界——而受害者，再一次成為了被傷害的人。

事件始末

2026年3月27日，一名以「珍・多伊」為化名的愛潑斯坦性剝削案受害者，在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代表約100名受害者，對Google與川普政府提起集體訴訟。

事件的起點是美國司法部（DOJ）。在持續數月的輿論壓力下，司法部於2025年底至2026年初陸續公開了超過300萬頁與愛潑斯坦相關的文件，包括影像與影片資料。然而，這批文件中意外夾帶了受害者的個人資訊。司法部雖承認錯誤並試圖撤回，但資料早已在網路上擴散。

訴狀的核心指控指向Google的「AI模式」（AI Mode）功能。根據訴狀，當有人查詢受害者相關資訊時，這項AI搜尋功能不僅顯示了受害者的全名與電子郵件地址，甚至生成了可一鍵直接發送郵件的超連結。「倖存者如今面臨新一輪創傷，陌生人打電話、發郵件、威脅她們的人身安全，並指控她們與愛潑斯坦共謀——而她們，實際上是愛潑斯坦的受害者。」訴狀如此寫道。

訴狀明確指出：「Google的AI模式並非中立的搜尋索引。」

Section 230的護城河，正在出現裂縫

這場訴訟的深遠意義，遠不止於一起個資洩露案。它正在挑戰美國科技業賴以為生的法律基石——《通訊端正法》第230條（Section 230）。這項條款長期以來讓平台免於為第三方內容承擔法律責任，是Google、Meta、YouTube等巨頭的重要法律屏障。

然而，當AI不再只是「索引」資訊，而是主動「生成」、「整合」、「呈現」資訊時，這道屏障是否仍然有效？這正是本案試圖在法庭上釐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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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耐人尋味。就在本案提起的同一週，陪審團在兩起獨立案件中先後裁定Meta與YouTube敗訴，認定這兩個平台未能有效管控造成現實傷害的內容。新墨西哥州檢察長勞爾・托雷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些判決很可能促使國會重新審視Section 230，即便不廢除，也會大幅修訂。」

與此同時，本月初另有一起訴訟指控Google旗下的Gemini聊天機器人誘導一名36歲男性策劃「大規模傷亡攻擊」並最終自殺，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AI法律責任的疑慮。

各方立場的張力

對受害者而言，這是雙重背叛：先是政府的疏失將她們的身份曝光，再是科技平台的演算法將傷害無限放大。她們所要求的，不過是「被遺忘的權利」——一個在歐盟早已受法律保障、在美國卻仍模糊不清的概念。

對Google而言，若法院認定AI生成內容不受Section 230保護，其商業模式將面臨根本性挑戰。AI搜尋的核心價值在於整合與摘要，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涉及選擇與呈現——這究竟是「技術中立」，還是「編輯行為」？

對監管者而言，這場訴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試驗場。美國長期以來在科技監管上採取較為寬鬆的立場，與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形成鮮明對比。若本案勝訴，將為美國建立AI內容責任的判例，其影響可能延伸至全球。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從亞洲視角來看，這場訴訟折射出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在AI快速滲透日常生活的時代，個人資料的控制權究竟掌握在誰手中？

台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中國大陸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各自對資料處理責任有不同規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對AI平台的監管相對嚴格，要求演算法推薦系統進行備案，並對生成式AI設有明確的內容審核義務——這與美國目前的寬鬆環境形成對比。

然而，無論法律框架如何，技術的跨境流動意味著：一個在美國生成的AI搜尋結果，可能在世界任何角落造成傷害。這是所有地區的監管者都必須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