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分離之牆」屬於誰？美國建國之父的真實意圖

2026年5月17日，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聚集了數以萬計的人。這場名為「Rededicate 250（再奉獻250）」的集會，由一個公私合營組織籌辦，目的是在美國建國250週年前夕「以禱告和敬拜重新凝聚國民」。眾議院議長麥克·強森在台上領禱，呼籲將美國「重新奉獻給上帝，作為上帝治下的一個國家」。

這不只是一場宗教活動。它是一個信號：美國「政教分離之牆」的存廢，正成為這個國家最激烈的身份認同之爭。

那道「牆」，從一開始就存在嗎？

強森議長在2023年曾說：「政教分離是個誤稱……它來自傑佛遜寫的一封信，並不在憲法裡。他想說的是，政府不應干涉教會，而不是說信仰原則不能影響公共生活。」

這番話聽起來像是歷史細節之爭，實則觸及美國治理原則的根基。

專研美國法律與宗教史的學者史蒂芬·K·格林，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系統梳理了傑佛遜與麥迪遜之間多達2300封的往來書信。他在2024年出版的著作《偉大的協作》中指出，這兩位建國之父之所以終身致力於宗教自由，並非出於反宗教情緒，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一旦國家權力與特定宗教權威相結合，人的自由思考便會受到根本威脅。

傑佛遜於1777年起草「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這是當時最全面的宗教自由宣言，明確禁止政府監控宗教集會、禁止公款資助宗教機構。麥迪遜隨後以「反對宗教課稅的備忘錄與抗議書」為武器，成功阻止了以稅款支付基督教教師薪資的提案，為維吉尼亞州最終通過傑佛遜法案鋪平道路。

1947年，聯邦最高法院以這兩人的文獻為據，確立「政教分離是詮釋憲法宗教條款的指導原則」。大法官雨果·布萊克引用傑佛遜的話寫道：「禁止設立國教的條款，旨在在教會與國家之間建立一道分離之牆。」

牆在哪裡，誰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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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1980年代起，這道牆開始鬆動。隨著宗教右翼成為政治力量，批評者主張「政教分離是反宗教的概念，並不代表建國時代的主流觀點」。

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認為，過去的分離主義解釋「有時近乎宗教敵意」；法學學者菲利普·漢伯格則主張「政教分離在憲法上毫無歷史根據」。

近年最高裁的判決已將這種立場轉化為具體法律：允許公款流向宗教學校、允許政府財產展示宗教符號、保護公立學校教職員的宗教表達。2022年，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異議書中痛陳：最高法院已將政教分離從「憲法承諾」變成了「憲法違反」。

與此同時，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73%的美國成年人認為宗教應與政府政策分開，僅有19%的人認為應停止執行這一原則。司法機構的走向與民意之間，存在顯著落差。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自由」的邊界在哪裡

格林的研究揭示了一個關鍵細節：傑佛遜與麥迪遜並不是無神論者，兩人都具有自然神論傾向，相信理性與科學是理解宗教的最佳途徑。他們之所以力主政教分離，是因為他們視宗教自由為良知自由的一部分，而良知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根源。傑佛遜在1784年寫道：「理性與自由探究是對抗謬誤的唯一有效力量。」

這個邏輯，對於華人社會並不陌生，卻又格外複雜。台灣的憲法同樣保障宗教自由，且在實踐中維持著相對清晰的政教界線；香港在回歸後的宗教空間雖名義上受到保障，但在政治敏感議題上已出現明顯收縮；中國大陸則長期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為框架，強調國家對宗教活動的監管權。

三種截然不同的實踐，折射出同一個根本問題：當國家與宗教的邊界模糊時，受到保護的究竟是信仰，還是政治權力？

美國的這場論戰，表面上是憲法詮釋之爭，實質上是一場關於「誰有權定義公共生活的價值基礎」的爭奪。這個問題，在任何一個試圖調和宗教傳統與現代治理的社會，都無法迴避。

建國250年後，美國正在重新追問自己的起點。而那2300封書信所記錄的，是兩個人用半個世紀的時間，試圖為後人留下一個答案——儘管後人仍在爭論那個答案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