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S廣播之死：當「公共利益」從媒體消失

一個聲音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將在2026年5月22日沉默。

CBS廣播新聞的終播，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去了他們在廚房、車內、客廳裡收聽了幾十年的新聞來源。但媒體史學家馬修·喬丹（Matthew Jordan）指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消失的，是美國社會曾經跨黨派共識的一個核心理念——媒體應該服務於民主，而非服務於利潤。

從公共使命到商業工具：一個世紀的蛻變

CBS的歷史始於1927年。商人威廉·S·佩利收購了一個由16家地方電台組成的網絡，並相信廣播可以同時服務兩個主人：公眾利益與廣告商。這個信念並非天真的理想主義——它有制度支撐。

同年通過的《廣播法》，以及1934年設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通訊法》，要求廣播電台必須證明其對「公共利益、便利與必要性」的承諾，才能獲得執照。這是當時跨黨派的共識：電波屬於全體公民，使用它的人就有責任服務公眾。

這一理念在CBS的黃金時代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1938年，記者愛德華·R·默羅主持的「世界新聞巡禮」開播，在法西斯主義橫掃歐洲之際，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現場報導帶進美國家庭。二戰期間，CBS的報導凝聚了美國社會，成為對抗極權宣傳機器的信息堡壘。默羅的告別語「晚安，祝好運」，成為一代人對可信新聞的集體記憶。

然而，默羅在1958年就已預見了衰退的到來。他警告說，廣播與電視正在被用來「分散注意力、欺騙、娛樂和隔離」公眾，而非啟發與告知。當利潤取代公民責任成為核心驅動力，媒體就只剩下「一個箱子裡的電線和燈泡」。

解除管制：一場靜默的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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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至70年代，媒體企業開始大規模遊說立法者，逐步侵蝕公共利益框架。到1996年，柯林頓總統簽署《電信法》，對廣播業的所有權限制大幅鬆綁。原本企業最多只能擁有40家廣播電台，法案通過後，iHeartMedia等巨頭得以控制數千家電台。

集中化帶來的不是更好的服務，而是更少的多元聲音。曾經活躍的公共討論空間，逐漸被黨派化的激情主持人所填滿。2016年，CBS時任CEO萊斯·穆恩維斯為大量報導特朗普的決定辯護，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這對美國可能不好，但對CBS來說絕對好。」

近年的發展更令人憂慮。特朗普政府的FCC批准了派拉蒙全球（CBS母公司）與天空之舞媒體的合併——但前提是派拉蒙以1600萬美元和解了特朗普對CBS提起的訴訟。新任總編輯芭莉·韋斯上任後，一度擱置了批評特朗普政策的「60分鐘」報導片段。收視率隨之崩潰。

如今，派拉蒙天空之舞以沉重債務為由，宣布關閉CBS廣播新聞。但與此同時，這家公司正試圖收購CNN母公司華納兄弟探索——這讓「節流」的說法顯得難以自圓其說。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媒體生態的鏡子

這個故事對華人社會而言，提供了一個值得細細審視的對照鏡。

在台灣，媒體生態長期呈現高度政治化與商業化並存的特徵，公共廣播的資源與公信力持續受到挑戰。在香港，媒體格局在過去數年間經歷了結構性轉變，獨立新聞空間顯著收窄。在東南亞的華人社群中，中文媒體往往在本地語境與跨境資訊流之間尋找平衡。

美國的案例揭示了一個規律：媒體公共性的瓦解，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它是透過一系列看似合理的「市場決策」和「法規調整」，在數十年間緩慢完成的。當人們意識到失去了什麼，往往已經難以挽回。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媒體體系走的是另一條路徑——國家管控而非市場主導——但同樣面臨「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聲音被消音」的根本問題。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卻可能在不同的路徑上抵達相似的終點：公民難以獲得真正多元、獨立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