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典禮變戰場：誰有資格站上演講台？

一篇寫於兩年半前的評論文章，足以讓一位前大學校長失去畢業典禮的演講台。

2026年5月，西北大學前校長莫頓·夏皮羅原定在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畢業典禮上致辭，卻在典禮前11天宣布退出。起因是部分學生聯署抗議，指控他持有「錫安主義及有害觀點」——依據是他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後數日，所撰寫的一篇表達對以色列與猶太人支持的評論文章。

這不是孤立事件。這是一個系統性現象。

數字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言論自由倡議組織FIRE（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統計，2000年至2024年間，美國各大學共發生345起試圖取消畢業典禮演講嘉賓的事件。無論是小型私立文理學院還是大型公立大學，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發起的抗議，這一現象均有發生。

FIRE甚至為此命名：「取消邀請季」（disinvitation season）——每逢畢業典禮前夕，這個季節必然如期而至。

幾個近年案例足以說明問題的跨黨派性質：2019年，民主黨籍前參議員鮑勃·柯瑞因墮胎權支持立場遭共和黨反對，退出克雷頓大學典禮；2024年，政治評論員麥可·斯默科尼什因20年前一句涉及種族定性的言論被翻出，被狄金森學院撤銷邀請；2025年，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因被指「貶損伊斯蘭社群」，退出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典禮。

從1642年到今天：演講台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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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場大學畢業典禮舉辦於1642年的哈佛，當時根本沒有外部演講嘉賓——畢業生自己用拉丁語致辭。直到19世紀中葉，邀請社會知名人士致辭才成為慣例。

1963年，甘迺迪總統在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上宣布啟動核武器禁試談判；1965年，詹森總統在霍華德大學畢業典禮上宣布啟動針對非裔美國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重大政策。這些具有政治爭議性的宣示，當年並未引發任何取消抗議。

轉折點發生在2000年代之後。社群媒體降低了組織抗議的門檻，少數聲音得以迅速放大，而大學行政層往往選擇息事寧人。

華人世界的視角：這場辯論意味著什麼？

對於台灣、香港及海外華人社群而言，這場關於言論自由邊界的辯論並不陌生，卻有著不同的歷史重量。

在台灣，大學校園長期是公民社會辯論的重要場域，318太陽花運動即由學生群體發起。台灣社會對「言論自由」的敏感度，源自數十年威權統治的歷史記憶——正因如此，許多台灣觀察者對「以保護某些群體為名限制言論」的邏輯保持高度警惕。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是：在美中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美國大學校園內涉及以巴衝突的抗議浪潮，也折射出全球政治極化如何滲透進高等教育機構。當大學不再是「異見得以共存的空間」，其作為知識生產機構的公信力，也將面臨質疑。

法律學者、政治科學家奧斯汀·薩拉特指出，學生所使用的手段在法律上被稱為「起鬨者否決權」（heckler's veto）——即透過聽眾的反應或預期反應，阻止他人發言。他認為，這種做法使畢業典禮淪為「政治正確的表演時刻」，而非真正的思想交流。

2017年，哈佛大學時任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在畢業典禮致辭中警告：「壓制思想，或在脫離事實與證據的情況下沉溺於知識正統，將阻礙我們接觸更新更好的觀念，也將妨礙我們對錯誤觀念進行充分而審慎的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