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憑，還值得這個代價嗎？

在畢業典禮上，台下的學生對台上的演講者發出噓聲。不是一次，而是在多所大學，因為同一個理由。

2026年春天，美國畢業季出現了一幕耐人尋味的景象。前Google執行長艾瑞克·施密特在亞利桑那大學的典禮致詞中提到AI，話音未落，台下便爆出噓聲。在中佛羅里達大學，演講者將AI比作「下一場工業革命」，同樣遭到噓聲；而當同一位演講者說出「幾年前，AI還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時，掌聲卻隨即響起。

這場「噓聲」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整個世代對未來的集體表態。

一個故事，正在失去說服力

美國中產階級曾經信奉一套簡單的人生劇本：考上大學、拿到學位、找到好工作。這個故事流傳了幾十年，支撐起無數家庭對「向上流動」的想像。

然而，這套劇本正在多個環節同時鬆動。

先看費用。南加州大學（USC）目前年學費約7萬5000美元（約新台幣240萬元）。The Atlantic特約撰稿人、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電腦科學教授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當年就讀USC時，年學費約2萬美元。不到三十年，漲幅接近四倍。四年下來，含住宿生活費的總花費可高達30至40萬美元。

再看就業。AI目前「尚未直接大規模取代工作」，博格斯特如此表示，但企業已開始以AI為由縮減人力，科技、金融等過去被視為「穩定出路」的領域，初階職缺正在快速消失。對於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而言，第一份工作的門檻從未如此之高。

還有不確定性本身。四年前選擇主修電腦科學的學生，如今面對的就業市場已與入學時的預期大相逕庭。「我學的這些，在畢業後的世界還管用嗎？」這個問題，正在每個校園裡蔓延。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大學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美國高等教育從一開始就帶著兩種使命之間的張力：一是「職業訓練與資格認證」，二是「人格養成與公民教育」。

1862年的《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催生了「贈地大學」體系，密西根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等皆屬此列，以農業、工程等實用學科為核心。另一方面，哈佛、耶魯等學府則守護著「知識本身的價值」與「博雅教育」的傳統。

這兩種使命長期並存，但如今正加速分裂。博格斯特觀察到：「從入學第一天起，學生所有的問題都只剩一個核心：這對我找工作有什麼用？我不怪他們，因為我們花了幾十年把他們訓練成這樣。」

有一組數據格外值得關注：2025年，美國出現了自1990年代以來首次「技術工人（水電工、電工等）就業優勢超越大學畢業生」的紀錄。這個訊號，在華人社會同樣不容忽視。

小型文理學院（如阿默斯特、戴維森、史密斯、瓦薩等）反而在當前的政治風暴中成為「意外的受益者」——因為它們不依賴大規模聯邦研究經費，較不受川普政府削減資助的直接衝擊。然而，這類學校的在校生通常只有1500至2000人，與動輒5萬人以上的州立大學相比，能惠及的學生規模極為有限。

華人社會的鏡子

這場危機，與華人世界的教育邏輯有著驚人的共鳴。

台灣、香港、新加坡乃至中國大陸，「讀好書、考好大學、找好工作」的路徑，在結構上與美國的那套劇本如出一轍。差異在於：東亞社會的教育競爭往往更為激烈，家庭投入的資源與期待也更為集中。當這套邏輯遭遇AI帶來的就業結構轉型，所受的衝擊可能同樣深遠。

中國大陸近年來「考研熱」與「躺平」現象並存，折射出年輕世代對「努力是否有回報」的深層疑惑。台灣的大學退場機制已啟動多年，部分私立大學因少子化而面臨存續危機。這些現象，與美國正在發生的「人口懸崖」（18歲人口減少導致大學招生困難）有著結構性的相似。

博格斯特提出的應對之道，帶有鮮明的人文色彩：「不要為單一職涯做準備，而要為變化本身做準備。廣泛涉獵多元領域的基礎知識，培養跨越不同情境的適應能力。」這個答案，在重視「一技之長」與「考試成績」的華人教育文化中，聽起來或許有些陌生，但也正因如此，更值得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