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美國經歷了兩次校園槍擊，然後寫下這篇文章

一個人在一生中遭遇兩次校園槍擊，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2018年2月，佛羅里達州帕克蘭，12歲的她站在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旁邊的中學校園裡，聽見了槍聲，看見救護車湧入。那場槍擊在不到七分鐘內奪走了17條生命。2025年12月13日，已是20歲大學生的她，再次在布朗大學的校園裡經歷了同樣的噩夢。

事件平息後，她沒有選擇沉默，而是寫下了一篇文章，標題的意思是：「如果你也經歷過校園槍擊，這是我希望有人告訴過我的事。」

創傷的邊界，誰來定義？

每次她公開談及自身經歷，都會被問到同一個問題：「你真的算是倖存者嗎？」

這個問題本身就值得深思。「倖存者」一詞，在許多語境下被限縮為身體受傷者，或與槍手處於同一空間的人。但她的觀點是：槍枝暴力的衝擊如同漣漪，會擴散至整個社群。創傷不需要用傷疤來證明。

這個定義之爭，在華人世界也有其對應的討論維度。2021年台灣的八仙樂地火災、歷年重大天災的倖存者認定，以及職場霸凌的受害者如何被社會「承認」，都涉及同樣的核心問題：誰有資格說「我受傷了」？當社會對受害資格設置門檻，往往意味著大量真實的痛苦被系統性地忽視。

創傷不是電影裡的樣子

她描述的創傷症狀，與大眾想像中的PTSD相去甚遠。

是的，她會對煙火聲過度反應，也有閃回。但更多時候，創傷以更隱蔽的方式滲透進日常：在餐廳必須背靠牆壁而坐；入睡時臉朝向房門；強迫性地追蹤每一則槍擊新聞；在任何公共場所，她的大腦都在不停地演算「如果這裡發生槍擊，我該怎麼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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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演算，每天、每時、每刻都在進行。

她坦承，這些習慣有時讓她覺得「荒謬」或「丟臉」。但她選擇說出來，因為她認為創傷的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種傷害。「這是對異常事件的正常反應，」她寫道，「你並不孤單。」

在華人文化脈絡中，心理健康的污名化問題依然普遍。香港2023年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有情緒困擾的受訪者未曾尋求專業協助，主因是「擔心被人知道」。台灣近年雖在心理健康政策上有所推進，但「堅強」的文化期待仍讓許多人選擇獨自承受。

從「為什麼是我」到「為什麼是這個國家」

她在文章中坦承，自己花了八年反覆追問：「為什麼是我？」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卻有出口。她的轉變在於：將問題的主詞從「我」換成「這個社會」。學校槍擊事件不是因為她是誰而發生，而是因為她在美國長大。這個認知的位移，讓憤怒從個人的詛咒變成了推動社會改變的燃料。

「那些希望維持現狀的人，仰賴的就是我們放棄，」她寫道。「在創傷中保持希望，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這句話對於在威權壓力、社會不公或集體創傷下生活的人而言，有著超越地域的共鳴。無論是歷經社會動盪的香港年輕人，還是面對結構性不平等的各地社群，將個人苦難重新框架為集體問題，是一種既保護自我、又不放棄改變的心理策略。

美國的槍，與一個無法「正常運轉」的社會

她的文章最終指向一個更大的控訴。

2025年，美國已發生逾30起學校槍擊事件（根據Gun Violence Archive統計）。每次事件後，媒體的聚光燈短暫停留，政治人物發表聲明，然後一切照舊。她問：「為什麼這個國家要將《第二修正案》置於孩子的生命之上？為什麼槍枝文化必須如此深刻地嵌入國家認同？」

這些問題，從美國以外的視角看來，往往令人費解。在槍枝管制相對嚴格的台灣、香港、新加坡，或是中國大陸，校園槍擊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日常威脅。然而，美國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制度性的問題，往往最終由最脆弱的個體來承擔代價。當政策失靈，是倖存者在寫文章教彼此如何活下去。

她在文章末尾寫道：「我希望有一天，這些建議可以變得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