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重新定義權力：從政府到矽谷巨頭的主權轉移

當Google的搜尋結果影響選舉走向，Meta的演算法塑造輿論風向，OpenAI的決策左右就業市場時，我們正見證一場前所未有的權力轉移。這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西蒙·切斯特曼教授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觀點：AI正在將經濟權力，以及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從政府轉移到私人企業手中。這些「矽谷主權者」正在重新定義權力的邊界。

現代版東印度公司的崛起

今天科技巨頭所掌握的權力性質和規模，堪比19世紀初期的東印度公司——當時它控制著全球貿易的一半，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現代科技企業雖然缺乏那種程度的經濟或軍事力量，但其全球文化和政治影響力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企業設定規則、裁決爭議、監管言論、塑造勞動市場和選舉——這些功能曾經主要與國家相關聯。它們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矽谷主權者」。

各國的不同應對策略

面對這一挑戰，各國政府的反應截然不同。中國展現了一個決心堅定的國家可以重新掌控局面的能力，在2020年至2023年期間對主要科技企業進行整頓，重構企業權力結構。阿里巴巴被分拆為六個新實體，這些公司的股值蒸發了數兆美元。

歐盟通過《AI法案》邁出了大膽的一步，但實施初期的壓力和對經濟成本的擔憂已經顯現。相比之下，美國在聯邦層面不願或無法進行監管，甚至試圖阻止州級層面更具雄心的AI立法。

華人世界的獨特位置

對於華人世界而言，這種權力轉移帶來了複雜的挑戰和機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AI晶片供應鏈中佔據關鍵地位，但同時也面臨地緣政治風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在中美科技競爭中尋找平衡點。

東南亞華人社群則面臨著不同的選擇：是擁抱美國科技巨頭的生態系統，還是更多地依賴中國的替代方案？這不僅是技術選擇，更是價值觀和治理模式的選擇。

用戶的困境：有關切但無影響力

切斯特曼教授指出了AI治理中的一個悲劇性矛盾：影響力與關切度成反比關係。用戶有關切但沒有影響力；科技公司有影響力但如果限制自己的行為意味著限制利潤，它們就沒有興趣這樣做。

儘管用戶可以選擇不支持忽視安全或加劇不平等的公司，但問題在於，這些公司的商業模式部分建立在向消費者隱藏這種缺乏選擇權的基礎上。

監管的現實困境

從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學到的教訓之一是，如果某些銀行「大到不能倒」，那就意味著它們一開始就太大了。有強有力的論據表明，大到無法監管的科技公司或科技企業家，根本就是太大了。

然而，目前沒有與科技公司對抗的意願，這種膽怯因為擔心阻礙創新或落後於地緣政治對手，或者在社交媒體時代競選公職的更平凡考慮而得到強化。

權力的靜默轉移

第一次真正的AI緊急狀態可能不是存在性災難，而是公共權威的穩步空洞化。主權——理解為設定規則、分配資源和塑造集體未來的權威——正在從公共機構遷移到私人行為者。

危險不是機器將統治人類，而是那些控制它們的人越來越多地塑造著人類治理自己的條件。如果國家證明不願意或無法重新確立有意義的監督，如果全球機構仍然是被動反應而非主動出擊，那麼第一次真正的AI緊急狀態可能不是存在性災難，而是公共權威的穩步空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