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空氣污染的健康代價被歸零：美國環保新邏輯

川普政府EPA停止量化空氣污染健康損害，40年成本效益分析傳統面臨顛覆，公共衛生政策將如何重塑？

如果告訴你，每年1,200人的過早死亡在政策天平上的重量是零，你會相信嗎？2026年1月，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做出了一個看似技術性，實則影響深遠的決定：停止量化空氣污染對健康的經濟損害。

這不僅是會計方法的改變，更是對40年來環境監管哲學的根本顛覆。當健康效益無法用數字表達時，產業成本將在政策制定中佔據壓倒性優勢。

消失的健康帳本

川普政府的EPA在1月發布的燃燒渦輪機排放最終規則中宣布，將不再量化減少臭氧和細懸浮微粒（PM2.5）暴露的健康效益。這項決定推翻了數十年來的監管實務。

過去，EPA在評估環境法規時會同時計算產業成本和公共健康效益。以2024年火力發電廠碳污染標準為例，該規則每年為產業帶來9.8億美元成本，但創造了63億美元的年度健康效益，包括避免約1,200人過早死亡、870次住院和急診就醫、1,900例氣喘發作等。

如今，這些量化數據將從政策考量中徹底消失。

成本效益分析的要求可追溯至1981年雷根總統的行政命令，確立了「除非法規對社會的潛在效益超過潛在成本，否則不應採取監管行動」的原則。

1993年，柯林頓總統發布的12866號行政命令進一步明確：「在決定是否以及如何監管時，機構應評估所有可用監管替代方案的成本和效益。」這套框架至今仍主導聯邦機構的規則制定。

為回應這些指令，環境經濟學家在過去40年間發展出嚴謹的同行評議和數據驅動方法。EPA於2003年開發的環境效益映射和分析程序，運用廣泛的空氣品質數據評估健康影響變化，並估算避免這些健康影響的貨幣價值。

這項政策轉變對華人社群具有多重意義。在台灣，長期以來對美國環保標準的跟隨可能面臨新的考驗。當美國放鬆環境監管時，台灣是否會堅持更嚴格的標準？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價值選擇。

對於在美投資的亞洲企業而言，監管放鬆可能帶來短期成本優勢，但也可能削弱長期技術創新動力。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環保監管上的加強，與美國的新方向形成有趣對比。

香港和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在ESG投資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看待美國這種「去量化」健康效益的做法，將影響全球資本對美國環境政策的信心。

EPA的新立場並非否認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危害，而是宣稱「用於量化空氣污染減少健康效益的分析方法沒有得到基礎科學的充分支持，並提供了虛假的精確感」。

結果是什麼？產業合規成本將以具體數字呈現，而健康效益只能用定性描述。在成本效益分析的世界裡，「沒有被貨幣化的影響就等於不存在」。

未來的法規分析將詳細說明產業遵守控制要求的成本，以及對電價等的潛在影響，但不會將這些成本與民眾減少就醫、用藥、請假和延長壽命的實際效益進行平衡。成本將輕易超過效益，為終結改善公共健康的法規提供正當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