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是為了誰而存在？

紐約通勤鐵路LIRR罷工事件，揭開公部門工會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深層矛盾。從研究數據到制度設計，重新審視集體協商的邊界。

年薪121,646美元，是紐約市家庭收入中位數的1.5倍。拿這份薪水的，不是華爾街交易員，也不是科技新創的工程師——而是一條通勤鐵路的列車駕駛員。

今年5月，長島鐵路（LIRR）的工會發動了為期三天的罷工。這條由紐約州政府所有和營運的通勤鐵路，每天承載數十萬名郊區居民進出曼哈頓。罷工平息後，留下的不只是通勤者的憤怒，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公部門工會，究竟在為誰服務？

罷工背後的薪酬結構

LIRR的薪酬體系，對多數人來說幾乎難以想像。現行的「業務規定」允許駕駛員在同一天駕駛不同車型、或在載客後將列車回送至維修場時，領取雙倍甚至三倍薪資。去年，超過300名員工在基本薪之外，光靠加班費就各自賺進逾10萬美元。此外，員工服務滿30年後，可在55歲開始領取退休金。

在罷工現場，一名駕駛員這樣說：「這份工作的訓練超過一年，考試很難，我們有高度專業資格。坦白說，我們值得這份薪水。」

紐約州長卡西·霍楚爾起初試圖抵擋工會的要求，但三天後便在條件未公開的情況下達成和解，龐大的加班費、複雜的業務規定與豐厚的退休金全數保留。批評者認為，這是藍州政治的縮影——公部門工會掌握龐大的政治影響力，選出的政治人物難以真正對抗。

「值得」這個詞，是個陷阱

「我們值得這份薪水」——這句話聽起來有道理，卻暗藏邏輯漏洞。

在市場經濟中，薪資不是由「值得多少」決定，而是由「吸引並留住人才需要付多少」決定。私部門工會的力量有其天然邊界：若要求過高導致企業倒閉，工人自己也會失業。但公部門沒有倒閉的壓力，唯一的制衡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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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當公部門工會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時，這個制衡機制便容易失靈。買單的是納稅人與通勤者，但他們的聲音往往不在協商桌上。

研究數據說了什麼

工會方面常見的辯護是：好的待遇能吸引優秀人才，最終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但現有研究並不支持這個論點。

教育領域：兩份涵蓋大量研究的系統性回顧（分別發表於2015年與2025年）顯示，教師工會確實提高了學校支出，尤其是資深教師的薪資。但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多數情況下沒有影響，或有輕微負面影響」。

2011年，美國威斯康辛州通過Act 10法案，限制教師的集體協商權。短期內因教師流動率上升，學生成績一度下滑。然而此後多項研究顯示，廢除年資薪資制度的學區，學力測驗分數上升；即便沒有採用彈性薪酬的學區，出勤率與成績也有改善——研究者推測，是因為工會保護減弱後，教師工作更加努力。耶魯大學的研究還發現，較高的入職薪資吸引更多年輕人選擇教育相關學系，改善了整體人才池。

警察執法領域：研究人員分析了2003年佛羅里達州一項法院裁決帶來的自然實驗，發現集體協商權使郡治安官辦公室的暴力不當行為增加了約40%。另一項研究則指出，集體協商權的擴展顯著增加了警察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對非白人族群的影響尤為突出。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研究者歸納出三個機制：第一，工會強化職位保護，使問題員工難以被懲處；第二，年資與資歷導向的薪資均等化，讓績效激勵形同虛設；第三，工會傾向爭取退休金而非薪資，但對年輕求職者而言，幾十年後才能領到的退休金，遠不如現在的入職薪資有吸引力。

制度改革：縮小「可協商範圍」

文章提出的解方，不是廢除工會，而是透過修法縮小集體協商的範圍：將加班費、退休金、業務規定、薪資結構等項目排除在外，只允許就基本薪資進行協商。如此一來，工會仍能防止政府壓低工資，但無法再藉由複雜的規定侵蝕公共服務的效率。

這個思路，對華人世界也有一定的參照意義。

在台灣，公務員的薪資體系長期偏低，導致人才流失至私部門，近年政府正面臨如何在「財政負擔」與「人才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的壓力。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以穩定和福利著稱，但在財政緊縮的背景下，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也受到質疑。中國大陸的公務員體制則不存在獨立工會的問題，但薪資結構的透明度與激勵機制同樣是治理議題。

無論在哪個體制下，「如何讓公部門薪酬既能吸引人才，又不成為財政黑洞」，都是沒有簡單答案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