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開始幫記者「流血」：新聞業的靈魂之戰

一天七篇署名報導。這不是新聞編輯室的奇蹟，而是AI介入寫作後的日常。

牆，正在悄悄倒塌

科技記者Alex Heath的工作流程是這樣的：完成採訪、整理筆記，然後把這些素材丟給AI，讓它生成初稿，再由自己潤飾發布。Fortune雜誌記者Nick Lichtenberg走得更遠——他想好標題後，直接用Perplexity或Google Notebook LM生成第一稿，導入內容管理系統，編輯後即刻發布。自去年7月至今，他已累積600篇報導。今年2月某一天，他的名字出現在7篇文章的署名欄。

這不只是個人工作習慣的改變。WIRED資深記者Steven Levy在一篇引發廣泛討論的文章中指出，多數主流媒體明文禁止使用AI生成文字，但現實中，這道防線正在鬆動。出版業同樣如此——Hachette Book Group近期撤回了一部被認定過度依賴LLM的小說，但隨著AI生成文字愈來愈難與人類寫作區分，這場追堵戰越來越難打。

「我只是去掉了那些我本來就不想做的苦差」

Heath為自己辯護的邏輯簡單直接：AI是工具，取代的只是「從零到一的痛苦」——那個盯著空白頁面的折磨。他說自己已將AI訓練成接近自己的文風，真正的判斷、採訪、意義建構，仍由人完成。

Fortune總編輯Alyson Shontell也試圖劃清界線，強調Lichtenberg的做法是「AI輔助」而非「AI寫作」——仍有大量原創報導與分析在其中。

但Levy毫不客氣地指出，「AI輔助」這個詞正在承受遠超其重量的勞動。看看實際流程：AI生成初稿，人類編輯，發布。這與「人類寫作、AI校對」之間的距離，已經不只是一步。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效率的誘惑，在亞洲媒體市場尤其強烈

這場辯論對華文媒體世界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

台灣、香港、東南亞的華文媒體長期面臨廣告收入萎縮、人才流失的結構性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記者一天產出七篇」的效率模型，對資源拮据的編輯部而言，幾乎是無法拒絕的誘惑。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新華社、澎湃新聞等媒體早已大規模部署AI自動寫稿系統，主要用於財經數據、體育賽事等結構化內容——這一模式正在向更廣泛的報導領域滲透。

問題在於：當「降低成本」成為媒體生存的首要命題，「保護人類聲音」的原則能撐多久？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兩地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存在根本差異。在中國大陸，AI寫稿的推廣往往與「提升傳播效率」的國家敘事掛鉤，倫理爭議相對較少被公開討論。而在台灣和香港，新聞自由本身已是脆弱的資產，若再加上AI稀釋人類判斷，媒體公信力的侵蝕將更難察覺、也更難逆轉。

最憤怒的，是最年輕的那群人

這場爭論中有一個反直覺的現象：反對聲音最激烈的，並非年長的傳統派記者，而是25至29歲的年輕媒體工作者。對他們來說，AI不是效率工具，而是在他們職涯起步之前就搶走機會的競爭者。

Levy也坦承，他對AI寫作的本能排斥，或許有一部分是世代情感。但他同時指出一個更深的結構性憂慮：如果年輕記者從一開始就跳過「用寫作磨練思考」這個過程，十年後，媒體業將培養出一批離開AI就無法獨立思考的記者。這不只是風格問題，而是整個行業認知能力的退化。

Marc Andreessen在播客中宣稱「內省是人類近代才出現的不受歡迎的習慣」，這句話或許代表了矽谷某種極端的效率主義世界觀。但Levy反駁得犀利：即使是AI，也被訓練去模仿人類表達——因為人們渴望的，從來不只是資訊，而是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