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重寫戰場真相：誰有權定義「事實」？

哈里發塔正在熊熊燃燒——這段影片在數小時內傳遍全球社群媒體。那場火災從未發生過。

2026年4月，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期間，AI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兩張面孔：在戰場上，它識別目標、加速攻擊節奏、提供武器使用建議；在資訊空間裡，它生成特拉維夫街道遭導彈襲擊的假影片、製造子虛烏有的災難畫面，讓真相變得難以辨認。

這不只是一場技術爭論。AI治理全球中心創辦人暨執行長瑞秋·亞當斯（Rachel Adams）將這一現象定性為一個更深層的權力問題：「當真相變得可爭議、充滿不確定性，擁有最強制度性權力的人——無論是平台、特定國家還是特定軍隊——在主張自身版本的事件時，始終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假訊息的武器化：從騷擾到生死抉擇

這波AI生成假訊息的規模，已超越過去任何一場衝突。社群媒體上充斥著以「真實衝突畫面」包裝的AI合成影像，甚至包括將其他衝突的舊影片重新貼標、偽裝成最新現場的手法。技術門檻的大幅降低，使得製造宣傳內容的成本趨近於零。

亞當斯特別強調一個常被忽視的維度：情感工程。這些內容被刻意設計來激發恐懼、勝利感或無力感，目的是強化、極化公眾對衝突的情緒反應，進而影響國際輿論。

然而，影響最為直接的，是身處衝突區的平民。他們需要即時判斷：往哪個方向撤離？援助站在哪裡？當假訊息滲入這些攸關性命的資訊時，後果遠不只是「被騙」那麼簡單。亞當斯明確指出：「對於身陷衝突的人，這是生死問題。如果有關避難所或援助的假訊息在流傳，情況就會嚴重得多。」

資訊殖民的延伸：全球南方的結構性脆弱

亞當斯的研究核心，在於揭示AI假訊息如何放大既有的全球不平等。

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歷史上就長期面臨資訊操控的威脅——媒體生態系統薄弱、民主制度較新、敘事權長期由外部主導。殖民時代以來，「誰來書寫歷史」始終是去殖民化運動的核心議題。AI的出現，讓這種「改寫」變得更加隱蔽：沒有明確的作者，沒有可追溯的責任，書寫卻在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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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察對華人世界同樣具有深刻的參照意義。台灣長期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資訊操作，香港在社會運動期間也曾出現大量真假難辨的影像，東南亞華人社群在多場選舉中都曾成為假訊息的目標。AI技術的普及，使這些既有的資訊戰場更加複雜。

責任歸屬：平台、模型開發商，還是用戶？

亞當斯對責任歸屬的分析，直指兩個核心行為者。

首先是OpenAI、Anthropic等前沿模型開發商。她認為，這些公司有責任在其產品中建立「可追溯性」——讓外界能夠查明某段內容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生成的。其次是社群媒體平台，它們「有責任不從內容的病毒式傳播中牟利」。

平台的問題尤其值得關注。英語以外的地區，AI有害內容偵測的準確率顯著偏低；多語言、多方言環境中，人工審核資源嚴重不足。這種「內容審核的地理落差」，恰恰與衝突高發地區高度重疊。

在開源與封閉模型的爭論上，亞當斯持開放立場。她指出，目前全球最強大的AI技術，決策權集中在少數矽谷人士手中，「讓這些公司成為全球資訊與真相的守門人，是一個非常成問題的想法」。對於全球南方而言，開源技術能夠降低成本、促進技術自主，其潛在效益可能超過封閉管控帶來的安全保障。

亞洲視角：這場資訊戰與我們的距離

對於亞洲讀者而言，這場討論並非遙遠的地緣政治議題。

台灣的事實查核機構——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已在多次選舉與疫情期間積累了豐富的應對假訊息經驗，但AI生成內容的規模化出現，正在對這些機制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科技實力較強的亞洲國家，在AI治理框架的建立上具有相對優勢，但其影響力能否延伸至更脆弱的地區，仍是未知數。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形成另一種對照：在嚴格的內容管控體制下，境外假訊息的滲透受到限制，但資訊流動的不透明性，也使得「官方真相」難以被獨立核實。這種模式在全球資訊戰的脈絡下，究竟是防禦優勢還是另一種資訊脆弱性，值得深思。

個人如何自保：不依賴AI來辨識AI

亞當斯對於「用AI偵測AI」的方法持保留態度。她建議透過脈絡、來源與認證進行人工驗證。

具體而言，需要注意影像中文字或徽章的不一致性、不合理的光線與反射效果，以及畫面邊緣的異常動態。若內容包含可獨立核實的具體聲稱（地點、日期、建築物），應主動查證。對截圖形式的「官方聲明」保持高度警惕，多次轉發的內容尤其需要謹慎。情緒渲染強烈、配有戲劇性音效的內容，以及來自匿名、高度偏頗或新建帳號的影片，都是需要提高警覺的信號。同時，確認是否已有可信的事實查核機構或記者進行過核實，是最有效的驗證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