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東京，已經解決了我們今天的難題

當全球城市還在為垃圾、污水和資源耗盡傷透腦筋時，有一座城市在四百年前就已經找到了答案——而那個答案，不是科技，而是文化。

一座「不浪費」的城市是如何誕生的

17至19世紀的江戶，也就是現代東京的前身，人口超過100萬人，是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在同一時期，倫敦和巴黎正深陷垃圾堆積、疫病蔓延的泥淖，江戶卻以驚人的整潔聞名。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套精密社會系統運作的結果。

在江戶，灰燼被農民收購用作肥料；舊衣物反覆修補，最終化為抹布；就連人類的排泄物也以「下肥」之名賣給農村，回歸農業生產循環。城市與鄉村之間，物質與能量的流動形成了一個幾乎密閉的迴路。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這就是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的完整實踐。

但江戶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城市早期因人口爆炸與過度砍伐，一度瀕臨生態崩潰——河川枯竭、土地貧瘠、糧食供應岌岌可危。正是這場危機，迫使整個社會重新定義「廢棄物」的意義：廢棄物不是終點，而是下一個生產循環的起點。

Aeon Video 近期重新聚焦這段歷史，並非只是懷舊。在2026年的今天，這個故事有著非常現實的迫切性。

為什麼這個故事在此刻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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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產生超過20億噸固體廢棄物，預計到2050年將增至34億噸。與此同時，歐盟已推動循環經濟行動計畫，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資源循環列為核心議題。然而，政策文件與城市現實之間的落差，依然觸目驚心。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個議題有著特別複雜的層次。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推動「無廢城市」試點計畫，2023年已擴展至113個城市，目標是在城市層級實現固體廢棄物的源頭減量與資源化利用。台灣的資源回收體系長期被視為亞洲標竿，回收率長年維持在55%以上。香港則在土地資源極度匱乏的壓力下，正推動都市固廢管理改革。

然而，這些政策努力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困境：循環經濟是制度問題，還是文化問題？ 江戶的案例給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答案——也許兩者都是，但文化更根本。

不同視角下的江戶啟示

從城市規劃者的角度來看，江戶模式的可複製性存在明顯限制。現代超級城市的規模與複雜度，遠非江戶可比。上海、台北、吉隆坡的城市代謝速率，需要的不只是文化轉型，更需要工業規模的基礎設施支撐。

從經濟學家的視角，江戶的循環系統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廢棄物有明確的市場價格——灰燼可以賣錢，排泄物可以賣錢。這恰恰是現代城市所缺乏的：廢棄物的「外部成本」沒有被內化進市場價格，導致浪費在經濟上是「理性」的選擇。碳稅、廢棄物處理費的設計，本質上是在重建江戶早已存在的價格訊號。

從文化視角來看，儒家文化圈對「節儉」的重視，以及華人社會「不浪費」的傳統家庭價值觀，與江戶的循環精神有著深層的共鳴。然而，高速經濟成長帶來的消費主義浪潮，在過去數十年間大幅侵蝕了這些傳統價值。一次性包裝、快時尚、電子廢棄物——這些都是「發展的代價」，但代價由誰來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江戶的循環社會並非出於環保意識，而是出於生存的必要。這提醒我們：當前的永續論述，往往是在「還有選擇」的前提下進行的。而真正的改變，往往發生在選擇消失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