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Sam Altman？這個問題本身就問錯了

連造出它的人，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才是問題所在。

本週，媒體大亨Barry Diller在《華爾街日報》主辦的「Future of Everything」論壇上，替OpenAI執行長Sam Altman說了幾句好話。Diller是Fox Broadcasting的共同創辦人，現任IAC與Expedia Group董事長，與Altman私交甚篤。面對外界對Altman「操控性強、有時具欺騙性」的指控，Diller的回應是：他認為Altman是「真誠的、有良好價值觀的正派人」。

但這句話，只是他真正論點的開場白。

「他們也不知道」：開發者的驚奇感

Diller花了大量時間與AI領域的創建者接觸。他的觀察出人意料：「我與許多處於AI創造模式的人共事過，他們自己也有一種驚奇感。」

這不是謙虛的姿態，而是對技術現實的如實描述。大型語言模型在訓練過程中會湧現出開發者事先未預期的能力，這種「湧現現象」（emergence）在學術界已有大量記錄。換句話說，即便是最頂尖的AI工程師，也無法完全預測他們建造的系統將會發展出什麼能力。

Diller因此得出一個結論：「AI的一大問題是，它遠遠超越了信任的範疇。信任或許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正在發生的事情，對那些讓這些事情發生的人來說，本身就是驚喜。我們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

AGI：一扇打開就關不上的門

Diller特別點名了AGI（人工通用智慧）的風險。AGI是指在任何智識任務上都能超越人類的AI系統——目前尚未實現，但Diller認為「我們正越來越快地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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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警告直接而清醒：「我們必須思考護欄（guardrails）的問題。」更關鍵的是他補充的下一句：「如果人類不去設想護欄，另一種力量——AGI的力量——將會自己來做這件事。一旦發生，一旦釋放出去，就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這四個字，描述的是一種技術上的不可逆性。就像核武器的出現永久改變了國際安全格局，AGI一旦達到某個臨界點，人類社會的決策結構可能從根本上被重塑。

華人世界的視角：誰來設計護欄？

這個問題對華語世界而言，有著特殊的地緣政治維度。

目前，AI治理的主要框架正在美國與歐盟之間形成。中國大陸也在推進自己的AI監管體系，包括生成式AI管理規定與演算法推薦規範。然而，這些框架之間的協調機制幾乎不存在。在中美科技競爭持續激化的背景下，「護欄」的設計很可能不是全球共識的產物，而是各自為政的結果。

對台灣而言，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AI晶片的生產與出口管制直接牽動著AGI競賽的速度。護欄建立的速度，能否跟上技術推進的速度？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取決於台積電晶片流向哪裡、流向多快。

對東南亞的華人企業社群而言，AGI時代帶來的不只是效率提升的機遇，更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最終決策者」從人類轉移到系統時，商業邏輯、法律責任、文化價值觀，將如何重新定位？

「好人領導」論的盲點

Diller發言中最值得深思的部分，恰恰是他對Altman的辯護與他的核心論點之間的張力。他說Altman是好人——然後立刻補充說，這根本不是重點。

這個邏輯結構揭示了一個深層問題：我們習慣用「誰在掌舵」來評估風險，卻忽略了「船本身的構造」。民主制度的設計邏輯恰恰相反——它假設任何人都可能犯錯或濫權，因此建立制度性制衡，而非依賴領導者的個人品德。

AI治理若要走向成熟，或許需要同樣的思維轉換：從「我們能信任誰」，轉向「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結構，讓信任變得不那麼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