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搶走工作後，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錢

橫跨60國、逾千人的調查揭示：面對AI引發的大規模失業，多數人選擇「有工作」而非「有收入」。這個答案，正在顛覆全球政策圈的核心假設。

當政府和企業忙著討論如何分配AI帶來的紅利，被這場變革直接衝擊的人們，卻幾乎沒有人問過他們想要什麼。

一場沒有勞工聲音的未來討論

去年，印度IT服務巨頭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以「市場不確定性與AI衝擊」為由，裁員逾1萬2,000人。競爭對手Infosys與Wipro隨即跟進，宣布凍結招聘、縮減錄取規模。這些結構調整的速度，遠遠超過任何再培訓計畫所能跟上的節奏。

世界經濟論壇（WEF）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到2030年，AI將在全球取代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然而，這些預測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它們從未認真問過，正在經歷這場轉型的勞工，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支持系統。

Windfall Trust與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roject本週聯合發布的調查，正是為了填補這個空白。這份調查涵蓋60個國家、逾1,000名受訪者，問的不是「你對AI有什麼感受」，而是「你信任誰、你想要什麼、你需要怎樣的制度來接住你」。

調查結果，讓許多政策圈的假設不攻自破。

調查中最引人深思的發現，來自一道簡單的選擇題：「如果大規模失業真的發生，你希望得到的是『保障收入』，還是『保障工作』？」

多數人選擇了工作。 這個傾向跨越地區、跨越收入階層，甚至在本已陷入財務困境的受訪者中，同樣成立。

這個答案直接挑戰了科技業與政策圈長期以來的核心預設——「只要有足夠的收入保障（例如普遍基本收入），失業的衝擊就能被吸收」。但人們選擇工作，並非單純的經濟盤算。工作意味著身分認同、日常結構，以及成為某個比自身更大事物的一部分。這是金錢無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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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人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在全部受訪者中，相信本國政府能「公平分配AI經濟收益」的人，僅有9%。在自認財務吃緊的受訪者中，認為這些收益會落到自己手上的，只有40%；而自認財務寬裕者，這個比例則為59%。

一位印度男性受訪者說：「這些大企業只想著利潤，所以他們很可能會將大部分工作自動化，最終引發失業危機，讓那些還沒被AI波及的領域競爭更加激烈。」

調查同時揭示了不同地區在「信任什麼」和「期待什麼」上的顯著差異，這對亞洲讀者尤其值得關注。

在東南亞，61%的受訪者預期自己能受益於AI轉型，57%偏好「免費公共服務」而非直接現金補貼，且這個偏好在各收入層均一致。在肯亞，高達80%的受訪者預期從這場轉型中獲益，是調查中最樂觀的數字——但他們信任的傳遞管道是「數位直接渠道」，而非傳統政府機構。

肯亞一位男性受訪者表達了他的期待：「我們需要能處理基本需求的系統，比如醫療（診斷疾病）和農業（協助農民決定在特定地區種植什麼作物）。」

西非小國多哥的案例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參照：疫情期間迅速推出的數位現金轉移計畫「Novissi」，展示了政府提早投資基礎設施的可能性，同時也暴露出要觸及「系統原本沒有設計要服務的人」，仍高度依賴地方中介者的現實。

從華人世界的視角來看，這份調查折射出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台灣，科技業是經濟命脈，半導體與製造業的自動化進程早已啟動。AI帶來的衝擊，對工廠工人與白領階層的意義截然不同。在香港，金融服務業的AI化正在重塑就業結構，而政治環境的變遷又使勞工政策的討論空間更為有限。在東南亞的華人社群中，中小企業主對AI的態度往往更務實——既是潛在工具，也是潛在威脅。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政府主導的AI戰略與就業保障政策並行推進，但調查所揭示的「對政府分配公平性的低信任度」，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可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

今年初在新德里舉辦的India AI Impact Summit——這是首個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同類型大型峰會——在所有議程中，聚焦勞動市場與經濟準備度的場次，不到十分之一。這個比例，或許也反映了整個亞洲政策圈在討論AI時，仍習慣從「機會」切入，而非從「代價」出發。

調查的結論並不是要判斷樂觀或悲觀。它要問的是：當下正在設計的制度，究竟是為誰設計的？而設計者，有沒有真正聽過那些將被這些制度接住——或落空——的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