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斯的理想為何在一週內崩潰

一個人可以借用別人的權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嗎？JD范斯用一週的時間，給出了一個代價高昂的答案。

2026年4月，美國副總統范斯經歷了政治生涯中最難堪的七天。他親赴匈牙利，公開為總理維克托·奧班站台，結果奧班以懸殊差距落敗。他主導對伊朗的核談判，結果伊朗方面宣布退出協議，川普總統隨即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急劇升溫。兩場失敗接連而至，不像是運氣不好，更像是一個根本性矛盾的集中爆發。

什麼是「後自由主義」

要理解這場失敗，必須先理解范斯的思想底色。他是美國政壇「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這個以天主教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保守派流派，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診斷：現代社會的孤獨、空虛與道德失序，根源不在於某個政策失誤，而在於自由主義本身。

在後自由主義者看來，過度強調個人權利、市場邏輯與社會「進步」的自由主義秩序，剝奪了人們的精神歸屬與共同體連結。他們主張，國家應當依據宗教與道德邏輯，積極介入塑造公民的精神生活。而他們眼中的「模範國家」，正是奧班治下的匈牙利。

范斯試圖將這套思想轉化為外交政策，形成兩條主軸：其一，讓美國從中東的軍事冒險主義中抽身；其二，扶植歐洲各國極右政黨，讓美國成為「後自由主義歐洲」的精神後盾。2025年2月，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公開批評歐洲領導人「壓制」極右勢力；同年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更明確寫入「我們希望歐洲保持歐洲的本色」。

乘客以為自己在開車

問題在於，范斯借用的這輛「川普」列車，從來不按他的地圖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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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後自由主義者同屬右翼威權派，但川普對任何抽象原則都毫無執念。他的外交決策由本能驅動：揚言併吞格陵蘭、對歐洲盟友加徵關稅、對伊朗採取愈發強硬的軍事姿態——這些行動與「反軍事干涉」的後自由主義外交理念背道而馳。

結果是，川普的行為系統性地摧毀了范斯精心構建的歐洲戰略。格陵蘭威脅讓川普在整個歐洲大陸聲名狼藉，迫使極右政黨紛紛與這位昔日盟友劃清界線。法國國民聯盟的若爾當·巴爾代拉公開批評川普的格陵蘭野心；范斯在慕尼黑親自為之辯護的德國另類選擇黨也開始保持距離；義大利總理梅洛尼、法國的瑪琳·勒龐同樣如此。比利時保守派國防部長在社群媒體上直言：「MAGA真的應該停止在國際上拉票，因為他們支持的每一個人都輸了。」

喬治亞大學歐洲極右問題專家卡斯·穆德的評語更為直接：「川普政府目前對歐洲大多數極右政黨而言，就是一劑毒藥。」

更棘手的是，范斯已無法置身事外。他是匈牙利訪問的主導者，也是伊朗談判的首席代表。這兩場失敗，都有他的名字。正如2024年的賀錦麗副總統無法與拜登政府的政績切割，范斯如今也被釘在了他本人並不認同的政策紀錄上。

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場美國內部的政治戲碼，對華語世界並非隔岸觀火。

首先，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直接牽動能源市場。全球約20%的石油貿易**通過這條海峽，一旦封鎖成真，亞洲各主要經濟體——包括台灣、日本、韓國——的能源成本將面臨顯著壓力。對於仰賴製造業出口的台灣而言，能源價格波動疊加全球供應鏈重組，是不可忽視的風險。

其次，美歐關係的結構性裂痕，正在重塑地緣政治的座標系。當歐洲極右政黨開始以「民族主義」為由抵制川普，當NATO盟友拒絕在伊朗問題上提供正式支援，一個更加碎片化的西方秩序正在成形。這對北京而言，既是戰略機遇，也是複雜訊號——一個內部分裂的西方，未必更容易打交道，卻肯定更難預測。

第三，從更長遠的視角看，後自由主義提出的核心問題——自由主義秩序真的讓人們活得更有意義嗎？——在華語社會同樣引發共鳴。台灣、香港、新加坡的年輕世代，面對著個人主義與共同體歸屬之間的張力，面對著民主制度的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這些問題，並非西方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