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獨立性表演」：民主制衡還是威權助手？

當川普在關稅案敗訴後憤怒地召開記者會時，媒體紛紛慶祝這是「司法獨立的勝利」。但在慶祝聲中，我們是否忽略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這場「勝利」可能正在為更大的威權計畫鋪路？

技術性勝利的有限影響

最高法院的判決看似嚴厲，實際上卻相當精準且有限。法院僅裁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這部甚至不包含「關稅」一詞的法律，不能用於徵收關稅。判決並未觸及其他法律依據，也未對川普的整體貿易政策提出根本性挑戰。

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早有準備。摩根大通數月前就告知客戶，IEEPA關稅的撤銷「不會對實際關稅水準產生重大影響」。川普已開始使用1974年貿易法等其他法律工具，替代方案充足。

從經濟角度看，IEEPA關稅本就不受歡迎且效果有限。許多雷根主義共和黨人反對這些關稅，兩黨經濟學家都警告其設計不當。雖然為國庫帶來數十億美元收入，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它們有助於振興國內製造業，反而實際上對美國家庭和基本商品消費徵稅。

「隱性威權主義」的全球模式

這種戰略並非美國獨有。過去十年間，「隱性威權主義」（又稱「威權合法主義」）在全球興起：強人領袖在表面遵守憲政民主形式要求的同時，暗中破壞其實質內容。

香港終審法院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在退出保護政治抗議和異議的同時，該法院連續做出保護LGBTQ權利的判決。法學者雷漢·阿貝拉特尼認為這並非巧合：LGBTQ判決幫助維持了香港司法不受中國控制的最低限度信任。

印度最高法院也展現類似模式：在將同性戀行為除罪化、承認跨性別權利的同時，卻支持莫迪政府越來越多的壓制行動。

亞洲視角下的制衡困境

對於台灣、南韓等亞洲民主國家而言，美國的這種模式尤其值得警惕。在面對威權鄰國壓力的同時，如何維持真正的司法獨立性？

研究顯示，全球憲政民主國家中，司法信任度與其獨立性認知密切相關。羅伯茨最高法院正面臨這一挑戰：因被視為偏向川普和共和黨，公眾支持度急劇下降，法學者開始談論「後正當性法院」。

為了維護制度正當性，法院需要偶爾約束川普，而不僅僅是相對「隱形」的操作。關稅案提供了完美機會：象徵價值巨大，法律風險有限。

通過這種方式展示獨立性，法院獲得了在後續決定中支持而非約束川普的「貨幣」。這種動態在許多衰落的民主國家中都有體現：法院通過支持少數高調主張來維持民眾支持，同時允許行政部門破壞核心民主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