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說「不」，她們打開了手機

她沒有駕照，口袋裡沒有六百美元，也沒有辦法告訴父母。但她有一支手機，和一個搜尋欄。

這不是小說情節，這是2025年美國正在發生的事。

數字翻轉了所有人的預測

2022年6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將墮胎權從憲法保障中移除。研究者普遍預測，全美墮胎數量將因此大幅下滑——畢竟，多數州已通過嚴格限制法規，診所服務受到前所未有的壓縮。

然而，數據說的是另一個故事。

家庭計畫學會「#WeCount」計畫的追蹤數據顯示，全美墮胎總數不降反升，甚至在已明令禁止墮胎的州也出現同樣趨勢。關鍵原因只有一個：透過遠距醫療（telehealth）取得藥物墮胎的管道急速擴張。截至2025年初，估計每4例墮胎中就有1例是透過遠距醫療完成的。

而今，發表於JAMA Health Forum的最新研究，將鏡頭對準了一個此前幾乎被忽略的群體：15至17歲的未成年人，以及18至24歲的年輕成人。研究團隊分析了一家在全美50州、無年齡限制提供服務的線上遠距醫療平台的請求數據，發現這兩個年齡層請求藥物墮胎的比率，遠高於年長成人。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設有「父母參與法」（要求未成年人取得父母同意或通知父母）的州，未成年人向線上平台提出請求的比率，反而高於那些墮胎限制較少的州。

法律的牆，造就了另一條路

為什麼青少年轉向網路？答案藏在她們面對的重重障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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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有超過700萬名13至17歲的女孩，生活在已全面禁止墮胎的州。即便在麻薩諸塞州或賓夕法尼亞州等相對保護墮胎權的州，未成年人仍須面對父母參與法的規範。「司法繞行」（judicial bypass）程序雖然存在，允許未成年人在法院申請豁免父母同意，但這條路本身就是一道高牆。

現實層面的障礙同樣沉重：沒有駕照無法自行前往診所，手頭沒有600美元以上的費用，還有圍繞青少年懷孕的社會污名。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讓手機螢幕成為她們最容易觸及的出口。

但這條路並非沒有風險。已有未成年人因網路訂購墮胎藥而面臨法律追訴。愛達荷州（Idaho）通過了所謂「墮胎人口販運法」，將協助未成年人取得墮胎管道的行為列為刑事罪。在聯邦層面，針對墮胎藥米非司酮（mifepristone）的限制努力，也明確試圖切斷未成年人的取得途徑。

華人世界的參照座標

這場發生在大西洋彼岸的爭論，對華語世界並非全然陌生。

在台灣，藥物墮胎的法規框架相對完整，但未成年人墮胎同樣涉及父母同意的法律要求，醫療資訊的可及性也因地區而異。香港在2023年後的政治環境下，公民社會對生育議題的公開討論空間已大幅收窄。東南亞的華人社群則面臨更為多元的法律環境——從新加坡相對開放的醫療體系，到馬來西亞、印尼更為保守的法規框架。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形成鮮明對比：歷史上計畫生育政策的遺緒，使墮胎在醫療體系中長期具有相對高的可及性，但這一可及性建立在國家管控的邏輯上，而非個人自主的框架下。當美國的爭論核心是「國家能否阻止女性墮胎」，中國大陸的歷史問題則是「國家是否強迫女性墮胎」——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語境，卻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女性的身體，始終是政治角力的場域。

從科技產業的角度看，遠距醫療平台突破地理與法律邊界的能力，正在引發各國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這與AI監管、數位平台治理面臨的根本張力如出一轍：技術的擴散速度，永遠快於法律的追趕速度。

研究的邊界與未竟的問題

研究團隊坦承，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答。青少年如何找到這些線上平台？她們從哪裡獲取可信的資訊？在缺乏醫療人員面對面指導的情況下，她們如何安全使用藥物？

這項研究本身也有其侷限：數據來源於單一平台，未必能代表所有青少年的行為模式；藥物取得後的後續情況，也未能納入追蹤。

但研究揭示的核心矛盾已足夠清晰：當法律試圖關上一扇門，技術往往會打開一扇窗。問題在於，這扇窗是否足夠安全，以及誰有責任確保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