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川普擋過牢獄之災的律師，如何成為美國最高執法者？

前川普私人律師托德·布蘭奇以司法部長代理身分主導美國司法走向，他的「試鏡」折射出法律、忠誠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深層矛盾。

一個曾替被告辯護的律師，如今坐上了決定誰會被起訴的位置。

2026年4月，托德·布蘭奇（Todd Blanche）以司法部長代理身分主掌美國最高執法機構。三年前，他還是唐納·川普的私人辯護律師，協助川普在紐約州口袋費案中雖被定罪卻免於入獄，並讓聯邦層面的兩起訴訟在開庭前便告終。在川普眼中，布蘭奇是「讓我免進監獄的人」。

從辯護席到最高執法者：這條路怎麼走到的？

布蘭奇的職業生涯始於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後轉型為白領犯罪辯護律師，2023年加入川普法律團隊。他所處理的案件涵蓋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提起的兩項聯邦起訴，以及紐約州的口袋費案。最終結果：聯邦兩案均未進入審判，紐約州雖定罪但川普未入獄。

今年四月初，司法部長潘·邦迪遭到解職，身為副部長的布蘭奇隨即升任代理部長。隨後，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發生疑似暗殺未遂事件，布蘭奇與川普共同召開記者會，展現出沉穩應對。CNN法律事務首席記者寶拉·瑞德形容這是「教科書式的應對」，是布蘭奇試鏡司法部長一職的關鍵加分項。

然而，司法部內部的評價更為複雜。瑞德訪談了逾十名司法部高層官員，結論是：「這個位置是他的，除非他自己搞砸。」問題在於，「不搞砸」的代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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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多名內部人士透露，在川普政府中保住司法部長職位的條件，直白說就是「起訴總統的政治對手」。針對前FBI局長詹姆斯·柯米的第二輪聯邦起訴——理由是他在沙灘上用貝殼排出的圖案被認定為「威脅總統」——在多數法律學者眼中，根據極為薄弱，卻在這個脈絡下顯得邏輯自洽。

現實的阻力來自制度本身：法官和大陪審團擁有獨立判斷空間，對政治動機明顯的案件持保留態度。布蘭奇屢屢在這些制度性關卡前碰壁，這也是部分MAGA支持者認為他「不夠MAGA」的原因。

另一個隱患是愛潑斯坦文件風波。邦迪前部長曾多次預告「有新資訊」，最終公開的卻只是已知內容的重新包裝，被川普政府內部人士稱為「原罪」。布蘭奇雖接手善後，甚至親赴會見吉斯蘭·馬克斯韋爾，但這段歷史究竟是他的資產還是包袱，仍難定論。

競爭者中，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珍妮·皮羅的名字被頻繁提及。暗殺未遂事件當晚，她在布蘭奇記者會結束約45分鐘後自行召開記者會，高聲念出具體法條——無論是否刻意，這一幕被外界解讀為某種卡位動作。

對台灣、香港及海外華人社群而言，「司法機構是否真正獨立於政治權力」這個問題，有著格外真實的重量。過去數十年，香港司法獨立的侵蝕過程——從《國家安全法》實施到法官任命機制的改變——讓許多人對「制度性保障」有了切身的認識。

美國的案例提供了一個不同但同樣值得深思的樣本：當司法部長由總統的私人律師出任，當起訴政治對手成為保住職位的條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話的含義，是否會在實踐中悄然位移？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美國司法部的可信度也牽涉到跨國執法合作、資產追繳與引渡條約的實際運作。若外界對其政治中立性產生疑慮，亞洲各國政府在司法協作上的態度可能趨於保守，這對台灣、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友的實務運作並非沒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