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盲」如何成為選票武器

一張地圖，可以在不開一槍的情況下，讓一個族群的政治聲音消失。

發生了什麼：Callais判決的核心

2026年4月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Louisiana v. Callais一案中作出裁決，執筆者為保守派大法官薩繆爾·阿利托。裁決的實質效果，是為《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VRA）第2條的種族歧視訴訟開了一個關鍵的逃生門。

舊有標準要求選區劃定者必須考量：少數族裔選民是否人數足夠、地理集中，足以構成自己的選區。新標準則要求原告提出強力證據，證明少數族裔「被蓄意以種族為由針對」。更關鍵的是：即便一個州「本可以劃出有利於少數族裔的地圖卻沒有這樣做」，只要州政府承認這是出於「黨派考量」，便可以此作為抗辯理由，擺脫種族歧視指控。

法學教授理查德·哈森將此形容為「等著瞧的逃生門」，政治學者約書亞·道格拉斯則直言：黨派性選區操弄「已成為VRA第2條任何種族歧視訴訟的絕對抗辯」。

判決甫出，路易斯安那、田納西、阿拉巴馬三州共和黨政府宣布本週內推進選區重劃，南卡羅來納州議會亦可能跟進。目標明確：以最極端的黨派性選區劃定，鞏固共和黨在聯邦眾議院的多數席位。

「色盲」邏輯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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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托大法官判決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所謂「色盲（color-blindness）」原則——不以種族區分，便是消除歧視。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2007年曾將這一邏輯表述得最為直白：「終止種族歧視的方式，就是停止以種族作區分。」

然而，政治學者茱莉亞·阿扎里指出，在「色盲」框架下，任何關於種族的討論本身都被視為「失禮」。阿利托在判決書中急於聲稱「全美、尤其是南方已發生巨大社會變革，在終結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話並非全錯，但刻意迴避了現存的結構性差距，以及VRA在對抗歧視中所扮演的持續性角色。已故大法官露絲·貝德·金斯伯格曾以一個比喻作出回應：因為暫時沒被淋濕就在暴風雨中扔掉雨傘。

更深的矛盾在於：阿利托承認南方黑人選民傾向支持民主黨，卻不願深究其原因。這並非偶然——自民權運動時代以來，民主黨扛起公民權利的旗幟，共和黨則持續站在對立面，這段歷史決定了今日的政治版圖。政治學者傑克·格倫巴赫一語道破：「在評估種族選區操弄時『控制黨派變數』，就是抹去種族主義得以傳播的機制本身。」

羅伯茨的歷史性矛盾

2019年的Rucho v. Common Cause案中，羅伯茨以「司法謙抑」為由，裁定聯邦法院無權審查黨派性選區操弄——儘管他本人承認此類行為「不公正且有害」。

而今，Callais判決卻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詮釋了「謙抑」：最高法院實質上廢除了由國會正式立法並多次更新的VRA，這不是謙抑，而是主動介入。羅伯茨曾表示厭惡極端黨派性選區操弄，如今他所在的多數派卻為這種操弄大開綠燈——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

Callais的後續效應，可能進一步強化種族與黨派之間的連結。黑人選民對民主黨並非毫無批評，但眼見共和黨主導的州政府急於重劃選區、消除黑人代表性，他們轉向共和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值得關注的是：若黨派性兼具種族性的選區地圖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南方部分地區的黑人選民意志，將在選舉結果中徹底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