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抽籤選出領導人：瘋狂還是解方？

如果下一屆立法院議員是用抽籤決定的，你願意接受這個結果嗎？

兩千五百年前的「異端」制度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人發明了一種機器——克勒羅特里翁（Kleroterion）。這台石製裝置的功能，不是計算票數，而是隨機抽取名字。從議會成員到法官，大多數公職都由抽籤決定，而非選舉。這個被後世稱為「抽籤民主」（Sortition）的制度，在雅典運作了近兩個世紀。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留下了一句讓現代人不安的話：「選舉是貴族制的原則，抽籤才是民主制的原則。」換言之，在古希臘的政治思想中，「選舉」並不天然等於「民主」——它更接近於篩選「優秀者」的機制，而非實現平等參與的工具。

這個觀點在歷史長河中幾乎被徹底遺忘。直到近年，隨著全球民主滿意度持續下滑，它才重新進入嚴肅的政策討論。

選舉的裂縫，正在擴大

2024年，全球超過60個國家舉行了國家級選舉，創下歷史紀錄。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成熟民主國家中，認為「民選政治人物無法代表自己」的公民比例已超過半數。

民粹主義崛起、政治極化加深、對建制政黨的慢性不信任——這些現象並非個別國家的偶發危機，而是選舉民主制度在結構層面遭遇的系統性挑戰。選舉的運作邏輯，天然有利於資源豐厚、知名度高、有政黨背書的候選人。最終進入議會的人，往往是社會的特定切片，而非真正的縮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抽籤民主的概念開始從學術討論走向政策實踐。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從實驗到制度：歐洲的先行嘗試

這不只是思想實驗。愛爾蘭在2016至2018年間，透過隨機抽選的公民議會，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墮胎權等高度爭議性議題。公民議會的建議最終付諸公投，均獲通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議題在傳統議會中長期陷入僵局，卻在抽籤選出的公民群體中找到了突破口。

比利時的德國語區（German-speaking Community）走得更遠——自2019年起，設立常設性公民議會，成員由抽籤產生，定期就氣候、教育、醫療等政策提出建議，與議會並行運作。這是全球第一個將抽籤民主機制常態化的政府單位。

支持者的核心論點在於代表性：抽籤在統計上能產生接近社會真實樣貌的群體，包含不同性別、年齡、職業與族裔背景。更關鍵的是，被抽中的公民不需要競選連任，因此理論上更能專注於實質問題，而非選民表演。

華人世界的視角：制度信任與參與文化

從華人社會的角度來看，抽籤民主的討論觸及幾個敏感的深層問題。

在台灣，公民社會相對活躍，近年已出現多種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實踐，包括vTaiwan平台等數位公民參與機制。抽籤制度的邏輯與這些實驗有一定的連續性——核心都是「讓更多人進入決策過程」。然而，台灣的選舉文化根深蒂固，抽籤制度是否能獲得足夠的政治正當性，仍是未知數。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構成截然不同的對照。中共的治理邏輯強調「選賢任能」，即透過黨內甄選機制遴選具備專業能力的幹部，這與抽籤的隨機性原則在哲學上形成直接衝突。北京對「抽籤民主」的官方立場，可以預期是批判性的——它挑戰了精英治理的合法性基礎。

香港的政治轉型則提供了另一個思考維度：當選舉制度本身被重構，公民對「參與」的渴望並未消失，只是被迫尋找其他出口。在這個脈絡下，抽籤民主的討論或許更能引發共鳴——它提供了一種不依賴政黨競爭的參與想像。

批評者的疑慮，並非無的放矢

抽籤制度的反對聲音同樣值得認真對待。「隨機選出的素人如何處理核能政策、貿易協定或金融監管？」這個問題並不輕巧。支持者的回應是：抽籤制度通常搭配充分的資訊提供與專家諮詢機制，公民議會的成員在討論前會接受系統性的學習過程。但批評者指出，這種「補課」機制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精英影響力的入口。

此外，抽籤制度在文化上的可接受度因地而異。在重視專業分工與階層秩序的社會中，「普通人決定重大政策」的概念可能引發深層的心理抵抗，而非解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