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為何擁抱億萬富翁候選人？

「每一個億萬富翁的存在，都是政策失敗的證明。」說這句話的人，接著卻宣布支持一位億萬富翁競選州長。

這不是諷刺劇的台詞，而是2026年美國左派政治的真實寫照。

草根民主運動組織「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執行長約瑟夫·吉瓦爾格斯說出上述矛盾之語後，補充道：「但我們必須在現實世界中運作。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恰好有一位在意識形態上與我們一致的億萬富翁候選人。」

他們支持的，是對沖基金創辦人、前高盛銀行家湯姆·斯泰爾——一個在加州州長競選中已自掏腰包投入1.32億美元廣告費的人。

誰是這些「左派億萬富翁」？

斯泰爾並非孤例。在當前美國政壇，一批身家豐厚卻獲得左派背書的政治人物正在崛起，構成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伊利諾州州長JB普里茲克出身凱悅酒店帝國的億萬富翁家族，卻在任內推動最低工資上調、大麻合法化、工會保護及墮胎權利等一系列進步立法，贏得左派媒體的意外讚揚，並被視為2028年總統大選的潛在候選人。

聯邦眾議員羅·卡納透過妻子資產持有的財富估計達2.327億美元，但他曾擔任桑德斯2020年總統競選共同主席，被視為「桑德斯路線」的2028年接班人選。

而在舊金山，前AOC首席幕僚、早年在支付新創公司Stripe累積財富的薩卡特·查克拉巴蒂，正競逐南希·裴洛西退休後留下的國會席位，並獲得左翼網路社群的廣泛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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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是「現在」？結構性的矛盾

要理解這一現象，必須回到美國競選財務制度的現實。2010年最高法院「公民聯合」（Citizens United）裁決後，企業與富裕個人投入選舉的資金幾乎不受上限限制。這意味著，即使是民主黨候選人，若無大額捐款者支持，幾乎難以在全國層面競爭。

於是，一種扭曲的邏輯應運而生：既然億萬富翁的錢無論如何都會影響政治，不如讓億萬富翁本人成為候選人——至少他不需要向其他有錢人低頭。

斯泰爾的競選顧問、Fight Agency共同創辦人麗貝卡·卡茨回憶，她最初拒絕為任何億萬富翁服務。但在與斯泰爾面談一小時後，她改變了立場。「我問他：『億萬富翁應該存在嗎？』他說：『應該，但我們應該對他們課重稅。』他想要打破現有體制。作為億萬富翁，他不是我預期的傳遞者，但沒有其他人在說他所說的話。」

斯泰爾的兩項具體承諾讓左派組織動心：一是支持對加州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居民課徵5%一次性財富稅（現任州長紐森明確反對），二是承諾推動加州全民單一支付者醫療制度。這兩項政策都被主流民主黨人視為不切實際，卻正因如此，成為斯泰爾與建制派劃清界線的信號。

「億萬富翁救世主」的敘事陷阱

這套邏輯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前例：唐納·川普。

2016年共和黨初選期間，川普同樣以「我用自己的錢競選，所以不欠任何人」為核心訴求，成功吸引了對共和黨建制派失望的選民。意識形態截然相反，但「億萬富翁反建制」的敘事文法如出一轍。

美國展望（American Prospect）雜誌編輯大衛·達揚指出了其中的關鍵差異：「重要的問題是，這位候選人進入辦公室後會對誰負責。如果斯泰爾當選，他需要感謝教師工會和進步團體——這意味著他更可能為這些利益服務，而非傳統特殊利益集團。」

換言之，進步派的盤算並非尋找「完全獨立」的億萬富翁，而是尋找一個「欠正確的人情」的億萬富翁——欠他們的人情。

從華人世界的角度觀察，這一現象有其特殊的參照意義。在台灣，企業家從政並非罕見，但選民對候選人財務背景的審視日益嚴格；在香港，政治與商業精英的深度交織曾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如今卻成為信任危機的根源之一。而在中國大陸，私人財富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始終受到嚴格管控，億萬富翁公開參與競選政治的場景幾乎難以想像。美國左派與富豪候選人的這種「務實聯盟」，折射出的是一種特定制度環境下的妥協——而非普世的政治智慧。

《國家》雜誌發行人卡特里娜·范登·霍維爾的觀察或許最為犀利：「DSA和進步派在加州聚集於斯泰爾周圍，恰恰說明了將億萬富翁本身視為敵人這一框架的問題所在。這個框架在現實世界中並不成立——一些億萬富翁是問題的一部分，另一些則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