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決策」四個字，正在悄悄拆解美國疫苗政策

一個聽起來合情合理的詞，正在成為拆解美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工具。

發生了什麼事

自小羅伯特·甘迺迪（RFK Jr.）就任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部長以來，美國兒童疫苗接種時程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動。今年1月，甘迺迪繞過自己任命的疫苗諮詢委員會，將A型肝炎、B型肝炎、流感、腦膜炎球菌ACWY及輪狀病毒等5種疫苗，從「全面建議接種」降級為「共同臨床決策（Shared Clinical Decision-Making）」類別。

所謂「共同臨床決策」，指的是醫療提供者與患者或其監護人共同討論某項醫療介入的風險與效益，再決定是否適合該個人接受治療。這個概念本身並無問題——問題在於，這次政策調整並未附上任何新的科學數據或研究證據。

這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已於去年5月將新冠疫苗的兒童接種建議改為「共同決策」，同年秋天，甘迺迪欽點的疫苗諮詢委員會進一步推翻了6個月以上所有人應每年接種新冠疫苗的建議。1月的變動，是迄今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整。

這個詞從哪裡來，又被帶到哪裡去

「共同臨床決策」概念誕生於1980年代，是對當時醫療父權主義的反思。過去，醫生常在未充分告知患者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治療方案。這個概念的出現，是為了保障患者的知情權與自主性。

然而，公衛學者指出，這個概念通常適用於「沒有唯一最佳選項」的複雜醫療決定，而非已有充分安全性與效果證據的常規疫苗。

布朗大學流行病學教授珍妮佛·努佐直言：「疫苗的安全性與保護力，證據基礎非常清楚，這正是它們被列為常規標準照護的原因。當你把它們貼上『共同決策』的標籤，就暗示這不是常規照護，而是存在某種不確定性——但這根本不是事實。」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CDC過去唯一將此概念用於疫苗的案例，是2015年的腦膜炎球菌B型疫苗。原因非常具體：該疫苗不能減少細菌攜帶量，對群體免疫的貢獻有限，主要保護接種者個人。這與現在被降級的多種疫苗情況截然不同。

語言如何改變行為

賓州大學安南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凱薩琳·霍爾·傑米森教授長期研究錯誤資訊與政治傳播。她指出，「共同決策」的重新框架，製造了一種疫苗「可打可不打」的印象。「它突然變成了一種暗示選擇自由的語言。」

數字印證了這一點。安南伯格公共政策中心針對1,700名成人的調查顯示，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共同決策」意味著「打疫苗對某些人可能不是好主意」。

現實層面，美國從未強制所有人接種疫苗——CDC僅發布最佳接種時程的建議，各州和地方政府才有權設定學校入學的疫苗要求，而且家長一直可以申請豁免。然而，申請豁免的比例正在攀升：2024至25學年達到3.6%，創歷史新高，相較2019至20學年的2.5%顯著上升。

個人選擇的集體代價

史丹佛大學感染症醫師傑克·史考特提出了一個關鍵視角：「公共衛生建立在一個認識之上——個人決定的總和，構成了群體的健康結果。你決定不替孩子打疫苗，影響的不只是你的孩子，還有隔壁那個還不到接種年齡的嬰兒、同班的免疫缺陷兒童，以及在超市擦肩而過的孕婦。」

他也明確指出這場政策調整的本質：「這是一個政治工具，用來在不明確禁止疫苗、不將其下架的情況下，實質降低其地位。1月的變動不是終點，值得持續關注這個模板接下來會用在哪裡。」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

這場爭議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並非遙遠的他國故事。新冠疫情期間，各地都曾出現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社群媒體上的資訊混亂加劇了公眾的不信任感。

值得思考的是：當一個擁有公信力的政府機構，開始用「討論看看要不要打」來取代「建議接種」，這個訊號本身就會改變大眾的風險認知。政策語言不只是描述現實，它也在塑造現實。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疫苗政策走向另一個極端——強制性更高，公眾討論空間更小。這兩種模式之間，是否存在一條既尊重個人自主、又維護集體健康的中間道路？這是華人社會在後疫情時代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