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喊停：當反疫苗官員掌管公衛體系

一位衛生部長，解雇了17位頂尖疫苗專家，換上一批持反疫苗立場的人選，再悄悄把兒童疫苗接種建議從17種砍到11種——而這一切，發生在短短數週之內。

2026年3月17日，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布萊恩·墨菲（Brian Murphy）以一份長達45頁、開篇引用科學傳播者卡爾·薩根名言的裁定，對羅伯特·F·甘迺迪二世（RFK Jr.）擔任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以來的大部分疫苗政策措施，發出臨時禁令。

事件全貌：三項「史無前例」的決定

要理解這份禁令的份量，必須先了解小甘迺迪上任後究竟做了什麼。

第一步，他解散了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旗下的「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全部17名專家委員。ACIP成立於1964年，六十餘年來是美國疫苗政策的科學核心。第二步，他任命了一批幾乎清一色持反疫苗觀點、資歷受質疑、且未經標準審核程序的新委員，並通過這些新委員的投票，修改了聯邦疫苗指引。第三步，今年1月，他在未諮詢ACIP的情況下，逕行將兒童疫苗接種建議表從17種縮減至11種，與丹麥的標準接軌。

美國兒科學會聯合多個醫療團體提起訴訟，指控上述行動違反法定程序、缺乏科學依據。此次臨時禁令正是源於這場訴訟。

為何此刻格外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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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美國的內政問題。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科學標準與政策走向——從WHO的指引框架，到各國衛生機構的參考依據，美國CDC的建議具有相當的示範效應。

更值得關注的背景是：近年來，麻疹等本已受控的傳染病在多國出現回升趨勢，而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被WHO列為全球健康威脅之一。在這個節點上，美國最高層級的公衛官員本身持反疫苗立場，並以行政手段繞過科學審查程序，其影響遠超國境。

反對者的聲音也不應被輕易忽視。部分人士認為，美國兒童疫苗接種數量確實多於許多同等發展水準的國家，相關討論本身並非毫無根據。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即便政策需要調整，是否應該繞過科學委員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行推進？這是程序正義的問題，也是民主社會中科學與政治關係的核心命題。

華人世界的參照座標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風波提供了一個值得對照思考的案例。

台灣在COVID-19疫情期間，疫苗政策的透明度與溝通方式受到國際關注，但也曾面臨民眾對特定疫苗品牌的疑慮與政治化爭議。香港則在疫情後期經歷了接種率的顯著落差。中國大陸的疫苗政策高度集中，外部審查機制相對有限，透明度問題長期受到國際社會關切。

這些不同的情境，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當公衛決策的科學基礎受到侵蝕，社會信任的重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此次美國聯邦法院的介入，是司法對行政越權的一次制衡。但禁令是暫時的，訴訟仍在進行，而已經流失的公眾信任，遠比一紙裁定更難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