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關稅判決揭示的權力博弈新格局

從川普關稅案最高法院判決看美國政治版圖重組，以及對亞太地區的深遠影響

2026年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意外地重新定義了美國政治的權力邊界。表面上是關稅政策的法律爭議，實際上卻揭示了美國政治體系內部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關稅政策背後的政治重組

當最高法院在Learning Resources v. Trump案中推翻川普多項關稅政策時，政治反應出人意料。共和黨資深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公開讚揚這項判決，而最高法院的共和黨大法官們則出現3比3的分歧，民主黨籍的3位大法官則一致反對關稅。

這種分裂模式顯示，傳統的黨派界線正在重新劃分。克拉倫斯·托馬斯、塞繆爾·阿利托和*布雷特·卡瓦諾3位保守派大法官的立場似乎會根據白宮的政黨歸屬而調整，這種「雙重標準」的司法態度引發了對司法獨立性的質疑。

最引人注目的是尼爾·戈薩奇和艾米·科尼·巴雷特兩位保守派大法官之間的哲學分歧。戈薩奇試圖重新啟用1930年代的「非授權原則」，主張國會不能將過多權力委託給總統。這個原則在1935年曾短暫用來限制羅斯福新政，但此後近90年都被束之高閣。

戈薩奇的立場極為激進：他認為最高法院應該成為政府權力的最終仲裁者，即使國會明確授權總統某項權力，法院也可以因為認為該權力「過於重大」而予以否決。這實際上是在主張司法權高於立法權和行政權。

巴雷特大法官則採取了更加務實的路線。她在2023年的學生貸款案中提出了著名的「保母比喻」：如果父母告訴保母「讓孩子們玩得開心」，保母帶孩子去迪士尼樂園住兩天在字面上符合指示，但並非「合理」的理解。

這個比喻反映了巴雷特對權力分立的理解：當國會的授權模糊時，法院應該採取保守解釋；但如果國會明確授權，法院就不應該干預。她的名言「如果憲法允許國會給予行政部門特定權力，我們憑什麼阻撓？」顯示了對民主程序的相對尊重。

對於華人世界而言，這場司法哲學之爭具有特殊意義。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權力的行使往往強調統一性和效率，而美國這種權力制衡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對亞太地區的經濟規劃構成挑戰。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以及東南亞華人企業的供應鏈佈局，都需要適應美國政策制定過程中這種新的不確定性。當法院可以推翻總統的關稅決定時，企業的風險評估模型也需要相應調整。

然而，最值得警惕的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儘管巴雷特在理論上表現得相對溫和，但在拜登政府的學生貸款免除案中，即使國會授權非常明確，她仍然投票反對。這說明，當涉及具體政治利益時，大法官們的「原則」往往會讓位於黨派考量。

2022年的West Virginia v. EPA案例更是典型：最高法院以「重大問題原則」為由，推翻了有明確法律依據的環保政策。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在用司法權否決民選政府的政策選擇。

這種司法權力的擴張對亞洲地緣政治格局也有深遠影響。如果美國最高法院可以隨意推翻總統的對外政策決定，那麼美國作為盟友的可靠性就會受到質疑。對於依賴美國安全保障的東亞國家來說，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比什麼都重要。

中國大陸可能會利用美國內部的這種政治分歧，在國際舞台上塑造「美國政治混亂、中國穩定治理」的對比形象。這對於整個華人世界的國際地位都可能產生微妙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