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AI，是恐懼還是理性？一段700年的抵抗史

「不擁抱AI的人，將成為二等公民。」——當這句話從科技業領袖口中說出，你感到的是動力，還是威脅？

全球各地，有人正在主動刪除ChatGPT帳號，有人砸毀Waymo自動駕駛計程車，有人拆除5G基地台。這些行動看似衝動、非理性，甚至荒謬。但英國南安普頓大學人文地理學者Thomas Dekeyser在新書《Techno-Negative: A Long History of Refusing the Machine》中提出了一個讓人不得不停下來思考的觀點：這些抵抗，從來都不是反對進步本身，而是在問——誰的進步？為了誰的未來？

七百年的「砸機器」傳統

歷史上，每一波重大技術浪潮都伴隨著強烈的社會抵抗。中世紀的修道士禁止使用某些工具；17世紀英格蘭的紡織工人——後世稱為「盧德分子」——搗毀了威脅他們生計的機械織布機。哲學家、藝術家、政府官員，各個時代都有人試圖延緩甚至阻止特定技術的到來。

Dekeyser指出，這些抵抗者長期以來被貼上「恐技症（techno-phobia）」的標籤，被描述為不理性、阻礙進步的落後者。這種污名化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功能：它讓批評者的聲音顯得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拒絕技術的理由往往相當理性——失業的恐懼、權力的集中、環境的破壞，都是有數據支撐的具體憂慮，而非空洞的情緒反應。

「不作惡」到底去哪了？

Google曾以「Don't be evil（不作惡）」為座右銘，Facebook宣稱要「連結全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矽谷成功塑造了一個形象：科技業是進步力量的代表，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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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Google悄悄刪除了這句話，換上了更模糊的「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確的事）」。Dekeyser認為這不只是品牌調整，而是一個象徵：科技巨頭不再需要假裝自己是道德楷模。如今，大科技公司與川普政府的公開結盟，更是將過去努力掩蓋的威權主義傾向攤在陽光下。

這一轉變對華人世界並非遙遠。台灣、香港、東南亞的科技從業者與用戶，長期在「使用美國平台」與「數據安全疑慮」之間拉鋸；而中國大陸則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以百度、阿里、騰訊、DeepSeek構建的本土AI生態系，既是對美國科技霸權的「技術性拒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科技集中化。

非西方世界：數據礦場還是共同未來？

Dekeyser最尖銳的批評，指向AI產業對非西方世界的剝削結構。非洲的數據標注工人以極低薪資為西方AI模型「餵養」訓練數據；拉丁美洲的在地社群眼睜睜看著數據中心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幾乎無從參與決策。他將這種模式稱為「殖民主義的餘緒」——這些地區的人民，在AI敘事中，依然只是廉價勞動力或有價值的數據來源，而非共同塑造未來的主體。

這個批評對亞洲讀者有特殊的共鳴。西方AI模型在辨識亞洲在地農作物、理解在地語言文化脈絡上屢屢失準，已有多項研究證實。當OpenAI或Google的工具被部署到東南亞農業或醫療場景時，「為誰設計的AI」這個問題，就不再是抽象的哲學，而是影響真實生活的工程決策。

當「效率」成為人類的最高理想

Dekeyser提出的最深層問題，不是關於工作或數據，而是關於「做人的意義」。AI所描繪的理想人類，是高效、快速、智能的。但這個圖像，與許多人真正珍視的生活——緩慢的人際連結、照顧他人的溫度、不可量化的成長——之間，存在根本的張力。

德國技術哲學家岡特·安德斯曾提出「普羅米修斯的羞恥」：當人類面對完美、高效的機器，會感到自身的不足與脆弱帶來的羞恥感。當AI倡導者說「不用AI就是落後」，這種羞恥感便成了推動採用的隱性力量。

在華人社會的語境中，這個張力尤為複雜。儒家文化對「人倫關係」的重視，與AI所推崇的個人效率最大化之間，是否存在根本的價值衝突？抑或，我們能找到一種方式，讓技術服務於關係，而非取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