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越重，犯罪越少？數據說的是另一個故事

美國謀殺率正逼近歷史低點，但多數人渾然不知。犯罪學家Jennifer Doleac的研究顯示，「快速破案」與「給初犯者第二次機會」比加重刑罰更有效——這對華人社會的司法改革有何啟示？

美國的謀殺率正在創下歷史新低——而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根據FBI數據，2024年美國暴力犯罪下降4.5%，謀殺案件更驟降近15%。刑事司法委員會（Council on Criminal Justice）的數據顯示，2025年主要城市的殺人案件再減21%，美國或將迎來有史以來最低的謀殺率。

但這個「好消息」需要一個重要的注腳。美國的謀殺率仍是加拿大的約2.5倍、西歐多數國家的約5倍。美國依然是全球人均監禁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數字改善了，問題並未消失。

正是這個矛盾，讓Jennifer Doleac的研究顯得格外重要。

「抓得快」比「關得久」更有效

Doleac是Arnold Ventures刑事司法部門的執行副總裁，她的新書《第二次機會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econd Chances）以數據為基礎，論證了一個在許多社會都顯得「反直覺」的主張：加重刑罰，遠不如提高被捕機率有效。

這個論點根植於行動經濟學。大多數犯罪者高度聚焦於當下，他們不會冷靜計算10年與15年刑期的差異。真正改變行為的，是「現在就被抓到」的概率。

Doleac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證：當丹麥將DNA資料庫擴展至所有重罪被起訴者後，18至30歲男性群體的未來犯罪定罪率下降了逾40%。改變他們行為的，不是監禁本身，而是「一根棉花棒就能認出我」的認知——被發現的機率提高了，行為就隨之改變。

書中另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挑戰了許多人對「寬鬆等於縱容」的直覺。

在麻薩諸塞州薩福克郡，研究者追蹤了非暴力輕罪初犯被撤銷起訴的案例——這些人只是「運氣好」遇到了相對寬鬆的檢察官。結果：他們未來遭到犯罪申訴的可能性下降了53%。德克薩斯州哈里斯郡的研究發現，避免重罪定罪的初犯者，再犯率減少約一半，十年間就業率提升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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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關鍵在於「犯罪記錄」本身的破壞力。一旦被起訴，即使最終不起訴，記錄仍對雇主和執法機關可見。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這道「烙印」往往才是將人推向再犯的真正力量。

研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介入。

紐約市有約40%的輕罪傳喚對象未能出庭，原因往往不是逃避，而是「表格太難懂」或「忘記了」。僅僅重新設計書面文件，不出庭率就下降了6個百分點；加上簡訊提醒，出庭率從62%上升至70%。一次缺席，就可能引發逮捕令和新的指控，讓人因為一張「公開飲酒罰單」深陷司法體系。

堪薩斯州強森郡的實驗更簡單：外展工作者只是打電話給剛出獄、篩查出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幫他們預約一次醫療門診。就這樣。這個「溫暖交接」讓此後一年的再次收押率降低了17%，每人成本：15美元。

Doleac的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視，在於她對「左右兩邊的主張都一視同仁地檢驗」。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她對「Ban the Box（移除方格）」政策的批評。

這項政策的初衷是：在招募流程初期移除詢問犯罪記錄的欄位，讓有前科者有更公平的求職機會。結果呢？雇主無法獲得直接資訊，轉而以種族等代理指標進行猜測，反而導致年輕黑人男性的就業機會下降——包括那些根本沒有犯罪記錄的人，因為他們無法再主動展示這一點。

更值得深思的是：當證據出現後，政策依然沒有改變。「Ban the Box的遊說團體，其工作本身就依賴於不被證據說服，」Doleac說。善意的政策，在缺乏持續驗證的情況下，可能演變為一種既得利益結構，反而傷害了它本應保護的人。

這些發現對華人社會並非遙不可及。

在台灣，更生保護制度近年持續調整，但出獄者的就業與住居困難依然是再犯的重要誘因。香港在社會動盪後，大量涉及公眾秩序的案件積壓，「初犯記錄」對年輕人的長期影響正受到關注。東南亞華人社群所在的多個國家，則普遍維持著重刑主義的犯罪政策，以「嚇阻」作為核心邏輯。

Doleac的研究提示我們：嚇阻本身並非無效，但嚇阻的機制至關重要——是「被抓的機率」在起作用，而非「刑期的長度」。當政策設計者將資源集中在「加重量刑」而非「提升破案率」時，可能正在捨本逐末。

此外，「犯罪記錄的烙印」在儒家文化圈中往往更為深重。家庭壓力、社區排斥、雇主的非正式篩選——這些非制度性障礙，可能比正式的法律懲罰更有效地阻斷再融入的可能性。如何在「社會問責」與「給人出路」之間找到平衡，是這些社會需要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