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主義正在被左右夾攻——而拯救它的只有批判本身

哲學家伊利安·葛雷瑟指出，啟蒙主義遭受左派與右派的雙重攻擊，但唯有透過其核心遺產——永恆批判精神——才能使其存活。這場思想危機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一個以「質疑一切」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如今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質疑其存在價值。

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以理性、自由與進步為三大支柱，奠定了現代世界的知識基礎。民主制度、人權概念、科學方法論，無一不根植於此。然而進入2020年代，這套思想體系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雙重夾擊——來自右翼民粹主義的排斥，以及來自左翼後殖民批評的解構。

哲學家暨媒體評論家伊利安·葛雷瑟（Eliane Glaser）在思想雜誌Aeon發表的長文中，正面迎接這個悖論。她的論點既非「捍衛啟蒙主義」，也非「拋棄啟蒙主義」，而是：啟蒙主義唯有透過其自身最偉大的遺產——永恆批判——才能獲救。這個命題，在全球政治極化加劇的此刻，具有超越學術的現實意義。

左右夾攻下的思想危機

右翼的攻擊路線相對清晰。從川普式民粹主義到歐爾班式「非自由民主」，這些政治力量以民族情感、宗教傳統與共同體歸屬對抗啟蒙主義所標榜的普遍理性。「西方中心主義」的指控，使啟蒙普遍性的宣稱在全球南方失去說服力。

然而更具挑戰性的是左翼批評。後殖民理論指出，啟蒙主義在歷史上為殖民擴張與奴隸制度提供了知識正當性。康德關於種族等級的論述、洛克同時為財產權與奴隸制辯護的事實，早已不是可以輕易略過的腳注，而是嵌入啟蒙核心文本的矛盾。女性主義批評則揭示，啟蒙所謂「理性主體」在歷史實踐中幾乎等同於白人、男性、有產階級。

葛雷瑟觀察到一個諷刺現象：正是這種左右夾攻，催生了一批「啟蒙主義守護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良善天使》與所謂「知識暗網（Intellectual Dark Web）」的論者，將啟蒙主義描繪為必須抵禦現代威脅的珍貴遺產。但葛雷瑟在此看到一個陷阱：將啟蒙主義當作需要「保護」的對象，本質上是將它變成博物館裡的展品。

批判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繼承

啟蒙主義的根本原則，在於拒絕任何終極權威——無論是神學、王權，還是啟蒙主義自身。康德在1784年的名文〈何謂啟蒙？〉中寫下「Sapere aude（敢於求知）」，這不僅是對外部權威的反抗，更是對自身理性的要求：不斷使用它，而非將它供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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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雷瑟所說的「永恆批判（permanent critique）」，正是這種精神的當代實踐形式。它要求我們直視啟蒙主義的內部矛盾——高喊普遍性卻系統性排除特定群體的歷史——並從中持續追問、修正、重構。這不是對啟蒙主義的背叛，恰恰相反，這是對它最誠實的繼承。

這個命題對華人世界有著特殊的共鳴與張力。近代中國對啟蒙主義的接受，從五四運動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到後來的歷史曲折，構成了一段充滿矛盾的旅程。啟蒙理性被當作富強的工具引進，卻在特定歷史時刻遭到壓制；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輸出，卻又被知識分子奉為解放的燈塔。這種複雜性，正好說明了葛雷瑟論點的適切性：啟蒙主義從來不是一個可以整包接受或整包拒絕的體系。

為何是現在？批判疲勞的時代悖論

2026年，全球正處於一個奇特的認識論困境：批判無處不在，卻又日益空洞。社群媒體上的批評聲浪從未如此喧囂，但針對結構性問題——威權主義擴張、民主制度侵蝕、人工智慧治理——的持續、深刻批判，卻愈發稀薄。

「批判」這個詞本身正在貶值。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與政治正確的爭論交匯處，批判被等同於攻擊，被批判被等同於迫害。這種語境下，啟蒙主義所培育的「批判性理性」——其本義是通往更深理解的路徑，而非單純的否定——正在失去生存空間。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有著直接的政治現實感。在民主鞏固與威權壓力並存的處境中，批判性公共討論既是民主健康的指標，也是需要主動維護的資產。對香港後2020年的知識社群而言，批判空間的收窄，正是葛雷瑟所憂慮的那種啟蒙遺產流失的具體呈現。而在中國大陸，啟蒙主義的命運則更為複雜：官方話語中的「科學發展觀」繼承了啟蒙的進步敘事，卻切斷了其批判性反思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