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的眼睛失去光芒——德州移民收容設施的真相

德州Dilley移民家庭收容設施中，幼童在病痛、睡眠剝奪與營養不足中掙扎。私人監獄企業從中獲利，而「威懾」政策的代價由最脆弱的生命承擔。

一個前員工說：「這些孩子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比他們的父母還要嚴重。」孩子本不該有黑眼圈。這句話，比任何統計數字都更令人不安。

蜘蛛人背包與第二張照片

今年1月，一張照片在網路上迅速流傳：5歲的利亞姆·拉莫斯戴著藍色兔子帽、背著蜘蛛人書包，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區的自家門前，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人員帶走。他弓著背，眼神充滿恐懼。這張照片，成為川普政府大規模驅逐移民行動的標誌性影像。

一週後，第二張照片讓已經關注這個故事的人們憤怒了。在距離聖安東尼奧南方約110公里的Dilley移民收容設施，利亞姆躺在父親腿上，面色蒼白、神情萎靡，眼睛只睜開一條細縫。他的母親告訴記者，孩子發燒、嘔吐，拒絕進食。

對長期採訪Dilley的記者凱特琳·狄克森而言，這種「轉變」並不陌生。她曾多次進入設施採訪，親眼目睹許多孩子從眼神明亮到眼神空洞的過程。

來自厄瓜多的利亞姆一家於2024年入境美國，正在等待庇護申請審核。照片瘋傳後數日，透過人身保護令申請，他獲釋了。但設施裡，還有數百名孩子。

Dilley的存在，是美國移民政策幾十年搖擺的產物。小布希政府最初設立家庭收容，是為了給剛越境、無處可去的庇護申請者提供臨時安置。然而ICE很快將其定位為「威懾工具」。

歐巴馬政府在德州荒野開設了Dilley，以開放式拖車屋設計標榜「更人道」。但多年來，被收容的家庭持續描述令人窒息的環境：食物惡臭、飲水污染、醫療嚴重不足，永遠不熄的臥室燈光讓人幾乎無法入睡。

2016年，一個政府諮詢委員會全票建議廢除家庭收容制度。報告明確寫道：「收容從來不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拜登政府於2024年夏天關閉了Dilley，但川普政府數月後重新開啟，作為450億美元移民收容系統擴張計畫的一部分——連同關塔那摩灣、軍事基地帳篷城和改建倉庫，一併啟用。

這裡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誰從Dilley的運營中獲益？

運營Dilley的是私人監獄企業CoreCivic。該公司財報顯示，2024年第四季度至2025年第四季度，來自ICE的管理收入翻了一倍以上。前任CEO在業績說明會上稱，這是他「32年職業生涯中最令人振奮的時期之一」。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2019年以ICE代理局長身份帶領媒體參觀Dilley的馬特·阿爾本斯，如今任職於另一家私人監獄企業GEO集團。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的「旋轉門」，意味著收容政策的延續，有著清晰的經濟誘因。

廣告合作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在聲明中表示，收容兒童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每日三餐、清潔飲水、衣物與床具均有提供，並強調收容是「一種選擇」，鼓勵家庭自願遣返。CoreCivic發言人也表示，公司「在照護、人員和培訓上絕不偷工減料」。

然而，現場呈現的是另一番景象。

法律援助組織Raices的律師定期進入設施。根據該組織聯合執行長費薩爾·阿爾-朱布里的說法，目前平均收容時間約為63天，最長的一個家庭被關押了近5個月。設施現有人口在900至1,400人之間波動，包括孕婦和最小僅兩個月大的嬰兒。

律師貝琪·沃洛金告訴記者，她和同事在設施中見過患有沃爾夫-赫施霍恩症候群、嚴重自閉症及其他重度發展障礙的兒童。今年早些時候，設施內爆發麻疹疫情。「耳部感染這樣的普通兒科疾病，在睡眠剝奪和營養不足的情況下，可能變得危險，」她說，「孩子們往往要多次前往醫務室，甚至住院，才能獲得抗生素治療。」

根據聯邦訴訟文件，一名18個月大的嬰兒在設施內同時感染COVID、RSV、肺炎和支氣管炎，因嚴重呼吸窘迫住院。出院後被送回Dilley，其律師稱醫護人員扣押了醫生開具的處方藥，直到律師介入才獲釋放。

德州民主黨眾議員霍阿金·卡斯特羅今年2月視察後表示，家庭們「像罪犯一樣被關押，像動物一樣被對待」，部分兒童有未經治療的氣喘和闌尾炎。

一名今年辭職的前下包商（為保住安全許可而要求匿名）說：「看著利亞姆和那麼多生病、痛苦的孩子——不停的哭聲和嘔吐——我撐不下去了。」

川普政府將Dilley定位為阻止非法越境的「威懾手段」，但這個邏輯已出現內在矛盾。

過去，Dilley主要收容剛越境的家庭。如今，許多被收容者是已在美國建立生活的家庭，在ICE突擊行動中被捕——有人在出席法庭聆訊時被帶走，有人在前往ICE辦公室預約時被逮捕。對這些家庭而言，收容根本不是「威懾」，而是懲罰。

1997年的聯邦法院和解協議（Flores協議）規定兒童收容上限為20天。川普政府正在法庭上挑戰這一限制，而目前的平均收容時間已是上限的三倍以上。

媒體監督也愈發困難。ICE已停止為記者提供設施參觀。ProPublica發布被收容兒童的信件和照片後，據報守衛開始沒收蠟筆和紙張。

這個故事對華人社群而言，並非遙遠的他者敘事。在美國，有數以萬計的華裔移民、留學生及其家屬，生活在移民身份的不確定性中。近年來，部分持合法簽證或綠卡申請中的華裔人士，也曾遭遇ICE調查或拘留。

更廣泛地看，這場辯論折射出一個根本性的張力：一個社會如何在「邊境管控」與「基本人道標準」之間取得平衡？這個問題，在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移民政策討論中，同樣存在。

中國大陸的移民管理體系採取截然不同的路徑，幾乎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庇護申請」制度。然而，中國公民在海外尋求庇護的案例正在增加，這使得「收容條件的人道標準」這一議題，對華人社群而言具有雙重的現實意義。

私人企業運營收容設施、並從中獲利的模式，也引發了關於「市場邏輯」與「人道責任」能否相容的深層追問——這是一個在全球化時代，每個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