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典禮上的政治宣言：誰有權定義「正義」？

當一個人確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側，他還需要聽對方說話嗎？

典禮上發生了什麼

2026年春天，密西根州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畢業典禮在寒意未退的週六早晨舉行，約7萬名學生、家長與來賓聚集在密西根體育場。教員評議會主席、歷史學家德里克·彼得森走上講台，向這片人海發表了一段政治宣言。

他稱讚「親巴勒斯坦學生活動家在過去兩年裡打開了我們的心扉，讓我們看見以色列在加沙戰爭中的不公正與不人道」，並將這批活動家與爭取女性權利、非裔美人公民權的歷史先驅並列，建構出一條「進步運動必然站在歷史正確一側」的敘事脈絡。

然而，這番話的現實背景遠比演講詞複雜。在安娜堡，親巴勒斯坦活動人士近年來多次騷擾、恐嚇被視為「親以色列」的對象，包括在深夜向民主黨大學評議員喬丹·阿克爾的住宅窗戶投擲裝有尿液的瓶子。密西根大學的親巴勒斯坦學生組織Students Allied for Freedom and Equality——全國性組織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的地方分部——曾公開表態支持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

「歷史正確性」的選擇性記憶

彼得森的敘事框架在西方左翼知識界並不陌生：社會進步不是由善意的領袖賜予，而是由不畏世俗譴責的活動家爭取而來。這個論述有其歷史根據，但它同時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倖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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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記住了成功的運動，卻遺忘了那些同樣由「進步活動家」主導、卻走向錯誤的歷史時刻——1940年代反對援助同盟國的示威、1970年代阻擋核能發展的運動、冷戰期間為威權體制辯護的左翼聲音。「進步」並不自動等於「正確」。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活動家本質上站在正義一側」成為預設前提，這個群體便被提升至一種不可批評的神職階級地位。任何對其具體立場或行動的質疑，都會被轉化為「對年輕人理想主義的打壓」。對巴勒斯坦平民苦難的同情是正當的，對以色列過度反擊的憤怒也可以理解——但這些情感並不能為支持恐怖攻擊的政治立場提供免責。

公共空間屬於誰

這場爭議的核心，並不只是巴以問題本身，而是誰有權在共享空間中定義何謂正義。

畢業典禮是整個大學社群的場合。在這個場合單方面宣告某一政治立場代表「正義」，同時將反對聲音隱性排除，本質上是對公共空間的私人佔用。諷刺的是，彼得森自己正在做他所稱讚的活動家們被批評的事情。

密西根大學同樣有支持以色列的學生走上街頭，但他們未被納入彼得森的「正義活動家」譜系。「對學生活動家的敬意」，實際上是「對特定立場學生活動家的敬意」。

從華人世界的視角來看，這個議題有其特殊的共鳴點。在香港、台灣或東南亞華人社群中，「社會運動是否必然代表正義」這個問題，因各地不同的歷史經驗而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誰的抗議是「歷史正確」，誰的抗議是「破壞秩序」，往往取決於敘事者站在哪一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