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父們的「秘密社會」：陰謀論如何塑造美國

1798年，一位馬里蘭州牧師寫信給喬治·華盛頓，警告他：光明會正在滲透共濟會，企圖「顛覆一切政府與宗教，甚至連自然神論也不放過」。這封信所反映的恐懼，在建國初期的美國社會中蔓延得比任何政令都快。

兩百二十八年後，2026年7月4日，美國即將迎來建國250週年。那個時代誕生的「看不見的力量」敘事，至今仍以各種形式流傳——從YouTube影片到社群媒體貼文，從暢銷書到政治演說。

共濟會：精英網絡與秘密儀式

共濟會（Freemasons）的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紀歐洲的石匠行會。在英格蘭，許多工匠受僱於地主或王室，但部分石匠享有自由工作的權利，被稱為「自由石匠」。他們在1720年代抵達美洲殖民地後，以精湛技藝、公平交易和理性主義的精神在社會中建立起強大影響力。

到18世紀後半葉，費城的共濟會成員幾乎清一色是商人、船主或成功工匠。他們是殖民地時期的政治、智識與文化領袖。班傑明·富蘭克林是虔誠的共濟會員長達50年以上；喬治·華盛頓在20歲時入會；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55位代表中，多達25人被認為是共濟會成員。

然而，問題正在於其「秘密性」。儀式與誓言在共濟會神殿中秘密進行，外人無從知曉。更關鍵的是，共濟會奉行理性主義，平等對待所有宗教，不承認任何單一信仰擁有唯一真理。1738年，教宗克萊孟十二世明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這項禁令延續至今。

光明會：宗教的終結者？

同一時期，歐洲出現了另一個秘密組織。光明會（Illuminati）於1776年在德國巴伐利亞創立，推崇啟蒙主義價值——邏輯、世俗主義與教育普及。與共濟會「平等對待宗教」不同，光明會明確主張削弱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力。

光明會滲透巴伐利亞的教育體系與政府，有效削弱了神職人員的權威。歐洲各國在1790年前後相繼取締這個組織。但對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人而言，恐懼才正要開始：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湯瑪斯·傑佛遜都曾旅居法國等歐洲國家。若光明會成員趁機接觸這些建國父老，進而影響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該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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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疑慮在1796年與1800年的總統大選中徹底爆發。亞當斯陣營散布謠言，指稱傑佛遜在法國期間受光明會影響而背棄宗教信仰；同時指控傑佛遜與奴隸女性莎莉·海明斯育有子女。歷史學家目前普遍認為，傑佛遜確實與海明斯育有多達六名子女。亞當斯在1796年以僅三票選舉人票之差勝選，但1800年的對決中敗給了傑佛遜。

陰謀論的解剖：恐懼從何而來？

任教於維拉諾瓦大學的傳播學者德瑞克·阿諾德（Derek Arnold）指出，必須區分「陰謀論」與「陰謀」這兩個概念。陰謀論是對官方說法提出替代版本的敘事，如911事件的各種質疑；陰謀則是真實存在的秘密行動——水門事件或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政府陰謀。

18世紀共濟會陰謀論的弔詭之處，在於它並非純粹的無中生有。共濟會確實互相提攜、確實占據政府要職、確實舉行秘密儀式。問題在於：現實與詮釋之間的鴻溝，被恐懼與想像填滿了。

資訊不對稱——「重要決定在我看不見的地方被做出」的感受——始終是陰謀論滋生的土壤。這個結構，在18世紀費城的酒館裡如此，在21世紀的社群媒體演算法中亦然。阿諾德指出：「陰謀論傳播的手段隨科技演進而改變，但其本質從未改變。」

今日的共濟會在美國約有100萬名會員，遠低於1959年高峰時的400萬人以上，已轉型為以慈善為主的組織。費城的大東方會所建於1873年，正對市政廳，每週三至週六開放公眾參觀——昔日被視為「無神陰謀」據點的地方，如今成了觀光景點，這本身就是歷史的一則諷刺。

華人世界的視角：我們如何看待「秘密力量」？

共濟會與光明會的陰謀論在華人社會同樣流傳甚廣，尤其在台灣、香港及海外華人社群中，相關書籍與網路內容長期熱銷。值得思考的是，這類敘事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意涵並不相同。

在美國，陰謀論的核心焦慮是宗教價值觀受到威脅；在華人世界，類似的敘事往往與「外部勢力干預」的歷史記憶交織——無論是近代史上的列強侵略，還是當代地緣政治中對美國或西方「幕後操控」的警惕。這種文化底蘊，使得「秘密精英統治世界」的敘事在不同社會中都能找到對應的情感共鳴，儘管具體指涉的對象各有不同。

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有時援引西方「深層政府」或金融精英操控論述，作為批評美國霸權的論據；而在台灣與香港，對中共「幕後滲透」的警惕，則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陰謀論敘事。同樣的人類心理機制，在不同政治場域中服務於截然不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