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廈告Anthropic：AI公司能拒絕政府嗎？

美國聯邦法院暫時阻止五角大廈將AI公司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這場科技與政治的角力，對全球AI治理與亞洲市場意味著什麼？

一家AI公司，可以對政府說「不」嗎？

2026年3月，美國加州聯邦法院給出了一個暫時性的答案：可以——至少在政府違反自己訂立的程序時。法官芮塔·林發布了一項臨時禁令，阻止五角大廈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這份43頁的裁定書，不僅是一場合約糾紛的判決，更是一份關於政府權力邊界的備忘錄。

事件經過：先發推文，再找律師

故事從一篇社群媒體貼文開始。2月27日，川普總統在Truth Social上稱Anthropic員工為「左翼瘋子」，並命令所有聯邦機構停止使用該公司的AI。國防部長彼特·海格塞斯隨即跟進，宣布將把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

3月3日，政府正式提交指定申請。然而法庭文件揭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政府的公開聲明與法律規定的程序完全脫節。

海格塞斯在貼文中聲稱，任何與美軍有業務往來的承包商都不得與Anthropic合作——但政府自己的律師在法庭上承認，部長根本沒有這項權力，這份聲明「完全不具任何法律效力」。政府以Anthropic可能啟動「斷路器（kill switch）」作為指定理由，但律師隨後也承認毫無證據。

法官的結論直接而嚴厲：政府的行為模式是「先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懲罰企業的意識形態，再讓律師事後補充法律依據」。這不是正當的行政程序，而是一場政治清算。

要理解這場衝突，需要了解Anthropic的特殊處境。這家公司長期以「安全優先的AI企業」自居，同時又承接國防合約。透過Palantir平台使用Anthropic Claude的政府人員，須同意一份禁止「大規模監控美國公民及致命性自主戰爭」的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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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平衡在商業上行得通，直到政府想要直接與Anthropic簽約——這時雙方的分歧才浮上檯面。川普政府要求的，顯然不只是技術服務，而是意識形態上的配合。

時機同樣耐人尋味。這場法律攻防的高潮，發生在美國對伊朗開始軍事行動的數小時之後。五角大廈的高層在戰爭初期，同時要應對前線局勢與AI公司的法庭訴訟——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場AI文化戰爭在政治上被賦予的優先程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自己說的話：即便他下令停止使用，他也承認「五角大廈需要六個月才能停止使用Anthropic的AI」。一個被政府稱為「破壞者」的公司，卻是政府自己無法割捨的基礎設施——這個矛盾，是整個事件最深刻的諷刺。

從華語世界的角度觀察這起事件，有幾個層次值得深思。

第一層：供應鏈安全的雙重標準。 近年來，美國以「供應鏈風險」為由限制中國科技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包括華為、中興等案例。如今，同樣的法律框架被用來對付一家美國本土的AI公司，且在法庭上被認定程序不當。這是否說明，「供應鏈風險」的認定，從來都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工具？

第二層：AI治理的西方模式之困。 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企業和政府機構，大量使用美國AI服務。這起事件顯示，美國AI公司的可用性，可能因政治風向而劇烈波動。對於高度依賴美國AI基礎設施的亞洲企業而言，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評估的供應穩定性風險。

第三層：中國大陸的對比參照。 中國大陸對AI企業的管控方向截然不同——不是企業拒絕政府，而是政府主導企業的發展方向。兩種模式各有代價：美國模式的代價是政治衝突與不確定性；中國模式的代價是創新空間的壓縮。亞洲其他地區在設計自身AI政策時，正站在這兩種模式之間，尋找第三條路。

臨時禁令並不代表Anthropic的危機解除。政府有7天時間提出上訴，華盛頓特區的另一起訴訟仍在進行中。更關鍵的是，即使沒有正式的供應鏈風險指定，那些希望維持與五角大廈良好關係的國防承包商，也已經有充分理由避免與Anthropic合作。

研究員查理·布洛克指出：「政府有辦法在不違法的情況下施加相當程度的壓力。問題只在於，政府有多想懲罰Anthropic。」

從目前的跡象來看，答案是：相當想。這場法律攻防消耗了政府最高層的時間與注意力，而這一切本可透過更簡單的方式——例如不續約——來解決。選擇走核選項，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