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起草「智能時代社會契約」：科技巨頭填補政治真空

當一家開發「超級智能」的公司，開始告訴政府應該如何重新分配財富，這究竟是遠見，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權力擴張？

上週，OpenAI發布了一份題為「智能時代的工業政策：讓人類保持核心地位的構想」的政策提案。這份文件呼籲民主社會以類似「新政」的政治雄心，應對AI帶來的經濟與社會重組，包括建立公共財富基金、廣泛分配AI紅利、以及在安全與創新之間建立新的治理框架。

提案本身的內容值得認真討論。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它出現的方式——不是來自國會、不是來自聯合國，而是來自一家正在塑造這場變革的科技公司。

政治想像力的真空，由誰來填補

美國媒體NOEMA在報導這份提案時，直接點明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美國政治階層——無論是依附於總統個人崇拜的國會，還是缺乏新思路的民主黨——都未能對「AI時代的社會契約」提出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構想。這個政治真空，正在由Big Tech公司填補。

OpenAI的提案從歷史類比開始：工業化時代的劇烈轉型，催生了進步主義時代和羅斯福新政，重新定義了勞動保護、社會安全網與教育機會。「歷史證明，民主社會能夠以雄心回應技術動盪——重新想像社會契約，調解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鼓勵技術進步紅利的廣泛分配。」提案寫道，「向超級智能的過渡，將需要一種更具雄心的工業政策形式。」

這套敘事框架本身頗具說服力。但必須指出的是，OpenAI既是這場變革的推動者，也是政策框架的提議者，這種雙重身份帶來的利益衝突，不能被輕易忽視。

三項原則與一個關鍵提案

OpenAI為「智能時代社會契約」提出三項核心原則。

第一，廣泛共享繁榮。 提案明確指出，如果AI的控制與收益僅集中於少數人，「我們將辜負這項技術的承諾」。生活水準的提升、醫療與教育成本的降低，應當惠及所有人。

第二，緩解風險。 從經濟混亂到網路安全與生物武器的濫用，再到AI系統自身的失控風險，提案呼籲建立新的機構、技術安全裝置與治理框架。在監管層面，它明確反對「監管俘獲」——即現有大企業利用監管規則鞏固自身壟斷地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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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主化存取與主體性。 廣泛參與AI經濟，不應取決於能否取得最強大的模型，而應取決於能否獲得有用、可負擔、保護隱私並擴展個人主體性的AI工具。

在這三項原則之上，提案最具體、也最具爭議性的主張，是建立「公共財富基金（Public Wealth Fund）」。

這個構想針對的是AI時代一個結構性矛盾：生產力成長與就業、收入正在脫鉤。當智能機器創造的價值不斷增加，勞動的相對價值持續下降，財富將主要積累於「擁有機器人的人」手中。目前，美國前10%的富裕人口持有全部股權的93%。

OpenAI提議建立一個公共財富基金，讓所有公民——包括未參與金融市場的人——都能分享AI驅動的經濟成長。Sam Altman在其他場合提出的具體方案是：對市值超過一定規模的公司，每年徵收相當於市值2.5%的股份，轉入基金。這些回報再直接分配給公民，使更多人能夠分享AI成長的複利效應。

華人世界的視角：這場對話在哪裡發生？

這份提案在英語世界引發了廣泛討論，但它幾乎完全是在西方政策語境中展開的。對於華人世界而言，有幾個值得深思的層面。

中國大陸的平行路徑。 中國並非沒有在思考AI治理問題。北京已陸續出台《生成式AI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監管框架，並在「新質生產力」的政策語境下，將AI視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引擎。然而，中國的政策討論更多聚焦於技術自主與產業發展，對於「財富如何廣泛分配」這一問題的公開討論，則相對有限。OpenAI提案所呼籲的「廣泛共享繁榮」，在不同政治體制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實現路徑與討論空間。

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位置。 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台灣在AI硬體層面的重要性無可替代。然而，當OpenAI討論「誰來制定AI時代的規則」時，台灣、香港或東南亞的華人社群，幾乎沒有出現在這份提案的視野之中。這種缺席，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訊號。

地緣政治的陰影。OpenAI的提案在強調「民主社會」的集體行動能力時，隱含著一種特定的政治預設。在中美科技競爭持續升溫的背景下，這份提案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軟實力敘事——試圖將「以人為本的AI治理」定義為西方民主體制的專屬優勢。

提案的侷限與開放的問題

批評者有充分理由保持審慎。OpenAI提案中最困難的問題——公共財富基金如何「最佳地注入資本」——被刻意留白，以「政策制定者與AI公司共同決定」一語帶過。這種模糊性，可能恰恰為未來的政策博弈預留了空間。

此外，「超級智能」的時間表本身仍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以一個尚未實現的技術願景為基礎，設計如此宏大的社會制度，其緊迫性與可行性都值得獨立評估。

OpenAI自我定位為「對話的起點」，而非「完成的藍圖」。這種謙遜的表述，既可能是真誠的邀請，也可能是一種策略性的姿態——在政策討論的早期階段佔據議題設定的主導權。

政治家、研究者與公民社會，有責任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這份提案，並將其轉化為真正反映廣泛社會利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