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罕見結盟：競爭對手聯署對抗五角大廈

在AI領域，Google和OpenAI是彼此最強勁的對手。但上週一，他們的研究員聯署了同一份法律文件。

Google DeepMind首席科學家Jeff Dean等來自OpenAI與Google的逾30名研究員，以個人身份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聲援競爭對手Anthropic對抗美國政府。這在矽谷科技史上極為罕見。

事件經過：一紙「供應鏈風險」指定引爆危機

故事的起點是一場談判破裂。

Anthropic在與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的合約談判中，提出了若干「紅線」要求——明確要求其AI技術不得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及「自主致命武器的開發」。五角大廈拒絕接受這些條款，雙方談判宣告破裂。

隨後，五角大廈對Anthropic作出「供應鏈風險（SCR）」指定。這項制裁嚴重限制了Anthropic與軍事承包商合作的能力，實質上等同於將其列入黑名單。

2026年3月9日，Anthropic正式起訴國防部及相關聯邦機構，並申請臨時禁令，要求在訴訟進行期間維持與軍事夥伴的業務往來。提訴後數小時內，OpenAI與Google的研究員隨即提交了支持Anthropic的法庭之友意見書。

簽署者包括Google DeepMind研究員Zhengdong Wang、Alexander Matt Turner、Noah Siegel，以及OpenAI研究員Gabriel Wu、Pamela Mishkin、Roman Novak等人。意見書強調，簽署者以個人身份參與，不代表各自所屬公司的立場。

這場爭議的深層邏輯

表面上，這是一家AI公司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合約糾紛。但意見書揭示了更根本的張力。

文件指出，五角大廈的決定「為業界帶來不可預測性，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與競爭力」，並「壓制了關於前沿AI系統利弊的專業討論」。意見書還特別指出：「在缺乏公共法律規範的情況下，AI開發者對系統使用所施加的合約與技術要求，是防止災難性濫用的重要保障。」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換言之，這份文件的主張是：當政府尚未立法規範AI的軍事應用時，企業自訂的倫理紅線，是目前唯一有效的防護機制。若政府以SCR指定懲罰堅持倫理底線的企業，將形成惡劣的先例。

OpenAI執行長Sam Altman也在社群媒體發文，稱對Anthropic執行SCR指定「對我們的產業和國家非常不利」，並直言「這是國防部的一個糟糕決定」。

不過，Altman的表態存在微妙的背景：就在Anthropic與五角大廈關係惡化之際，OpenAI迅速與美軍簽訂了自己的合約。這一舉動被部分觀察者批評為「機會主義」。支持Anthropic的聲明，與搶佔軍事市場的行動並存——這種矛盾值得細細玩味。

多方視角：誰在乎什麼？

AI企業的憂慮：若Anthropic敗訴，意味著AI公司在政府採購中提出倫理條件的空間將大幅收窄。安全導向的AI開發策略，可能因此成為商業風險，而非競爭優勢。

五角大廈的邏輯：軍事採購歷來要求承包商服從政府指令。讓民間企業自行設定武器應用的倫理紅線，從國防體制的角度而言，確實存在管理上的挑戰。五角大廈的立場，並非全無道理。

對亞洲科技生態的意涵：這場法律戰的結果，對亞洲市場的影響不容忽視。台灣、日本、南韓的科技企業深度整合於美國AI供應鏈，若SCR指定成為政府慣用工具，相關企業的合規風險將顯著上升。

更值得關注的是地緣政治面向。美國此刻正積極強化AI領域的競爭優勢，卻同時以行政手段壓制本國頂尖AI企業——這一矛盾，在中美科技競爭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北京的決策者，恐怕正在密切觀察這場訴訟的走向。

華人社群的觀察點：對於長期關注科技監管的華語讀者而言，這個案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比較視角：當政府介入AI發展時，無論是威權體制還是民主體制，企業的自主空間都面臨相似的擠壓。差異在於，美國的企業可以上法庭。

這場訴訟將走向何方？

短期而言，法院是否批准臨時禁令，將決定Anthropic能否在訴訟期間維持軍事業務。這一裁定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信號意義。

長期而言，這場訴訟可能推動美國國會正視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AI軍事應用的倫理邊界，究竟應由誰來劃定？是民選政府、軍方、AI企業，還是某種多方共治的機制？

目前，這個問題沒有答案。而這，正是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