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網紅變成「政治提款機」：民主還是操控？

一場直播，840萬日圓。這不是電商帶貨，這是選舉獻金。

2026年3月，美國知名實況主哈桑·皮克（Hasan Piker）在一場直播中為一位挑戰佛羅里達州中間派民主黨眾議員的候選人籌得56,000美元，創下該競選「單日最高募款紀錄」。這個數字本身或許不算龐大，但它所代表的趨勢，正在悄悄改寫政治獻金的遊戲規則。

從Discord群組到160萬美元：創作者集體的崛起

故事要從2024年一個Instagram群組訊息說起。創作者妮基·卡里昂（Nikki Carreon）拉了幾位朋友，想為加薩人道危機籌款。這個小群組逐漸擴展成超過120人的Discord伺服器，吸引了擁有合計1,500萬以上追蹤者的創作者加入，包括科提斯·康納（Kurtis Conner）、哈桑·皮克及Try Guys等知名YouTuber。最終，這個名為「Creators for Peace（和平創作者）」的集體籌得超過160萬美元。

這個模式隨後被複製到移民議題上。「Creators Against ICE」反移民執法運動中，擁有500萬訂閱、素以娛樂內容著稱的YouTuber崔莎·佩塔斯（Trisha Paytas）個人捐款逾1萬美元，為全國移民法律中心募得近14萬美元。2月份，約80位創作者搭上饒舌歌手Bad Bunny超級盃表演的熱度，販售聯名周邊，為移民法律辯護基金籌得逾10萬美元。

這些組織的共同特點是：不依賴超級PAC等傳統政治獻金架構，而是使用Shopify、Tiltify等現成工具，將追蹤者直接轉化為捐款者。

為什麼是現在？門檻的革命

傳統政治籌款晚宴，一個席位250美元起跳，這本身就是一道隱形的階級門檻。但一件5到50美元的T恤或帽子，讓政治參與變得觸手可及。活動發言人珍妮·凱（Jenny Kay）說得直白：「不是每個人都想坐在晚宴廳裡聽罐頭式的演講，人們想走上街頭，用穿在身上的方式表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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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後有更深的文化轉變。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後，「沉默即共謀」的規範在網路空間迅速蔓延。創作者若對政治議題保持沉默，反而可能遭到受眾批評。如今，「行動」已成為維護公信力的必要條件。

亞洲視角：這股浪潮與我們有多近？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個現象並非遙遠的美國故事。

台灣擁有高度活躍的網路政治文化，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多位網紅公開表態並引導輿論，但直接的線上募款機制尚未成熟。香港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政治表達空間受到嚴格限制，任何類似「Creators for Peace」的集體行動幾乎不可能公開運作。中國大陸更是如此，平台的演算法與內容審查機制，從根本上阻斷了此類自發性政治動員的可能。

這種對比本身就值得深思：同樣的技術工具，在不同政治環境下，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Shopify和Tiltify在美國是「草根民主基礎設施」，在某些地區則可能是被封鎖的網站。

對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而言，這一模式或許更具現實意義。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的網紅政治影響力正在上升，但監管框架遠未跟上。創作者集體的募款模式一旦引入，可能既是公民社會的賦權工具，也可能成為資金來源不透明的灰色地帶。

草根民主，還是新型影響力政治？

支持者認為，這是對傳統政治獻金體系的民主化修正——讓沒有大額資金的普通人也能參與政治。反對者則指出，數百萬追蹤者背後的影響力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集中，而這種權力目前幾乎不受任何透明度要求的約束。超級PAC至少需要公開捐款人名單，但創作者的「觀眾動員」機制，其資金流向往往更難追蹤。

更值得警惕的是規模化的可能性。哈桑·皮克的一場直播籌得5萬6千美元；若有影響力更大的創作者系統性地進入選舉，其效果將難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