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盯螢幕19小時——那些拒絕「減少使用」的人

一天24小時，有人用將近20小時盯著螢幕——而且他們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Morgan Dreiss 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文字編輯，患有重度ADHD，她形容自己「必須同時做至少三件事才能正常運作」。她每天平均螢幕使用時間是18小時55分鐘。她同時開著一款手遊——每累積110小時可獲得35美元報酬，目前已賺了約16美元——手機的自動鎖定功能永遠關閉，從睜眼到閉眼，螢幕從不熄滅。

這是「病態」，還是一種適應現代世界的生存方式？

「減少螢幕時間」成為新道德標準

過去幾年，限制螢幕時間的呼聲在全球持續升溫。研究不斷指出過度使用螢幕對青少年認知發展與心理健康的潛在危害；在美國，陪審團裁定 Meta 與 YouTube 因刻意設計成癮性功能而需承擔法律責任。「數位排毒」成為一種生活風格產業，遠離通知的山間靜修預約爆滿。

社會的主流敘事已然成形：螢幕用得越少，人就越健康、越自由。

但有一群人對此提出質疑。美國科技媒體 WIRED 將他們稱為「螢幕極大化者（screenmaxxers）」——不是說他們刻意追求最高使用時數，而是他們幾乎全天候與螢幕為伴，並且完全不認為這需要改變。

螢幕，是孤立者的連結命脈

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偏遠林區的 Corina Diaz（45歲）從事電玩行銷工作，距離最近的大城市多倫多需要兩個半小時車程。她從1990年代就開始在網路上交朋友，那時用的是IRC聊天室和電子佈告欄。

「螢幕讓我連結到我在乎的事，尤其是那些在主流社會中幾乎不可見的小眾社群，」她說。對她而言，螢幕不是問題的根源，而是「連結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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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的程式設計師 Daniel Rios 有類似處境。他旅居海外多年後回到家鄉，但大多數朋友都離開了、沒有回來。Discord 成為他主要的社交場所。「關掉螢幕，就意味著在家裡無聊發呆，」他說。

舊金山灣區的UX設計師 Brooke Williams 每天螢幕使用時間達18小時58分鐘，患有強迫症（OCD）的她坦言，持續監看社群媒體是她管理焦慮的方式之一。「知道自己已經掌握了所有能知道的資訊，讓我有一種控制感，」她說。

「螢幕只是代罪羔羊」

這些「螢幕極大化者」有一個共同的核心論點：問題不在螢幕本身。

Diaz 認為，「螢幕時間不過是社會孤立、過勞、成癮等更大問題的周邊議題。螢幕只是一種媒介，真正需要規範的是它傳遞的內容，而不是使用的時間。」

Dreiss 措辭更為強烈，她將外界對螢幕時間的警告稱為「道德恐慌」，並說：「任何我見過的『螢幕時間負面影響』，都只是某個社會問題被推卸到一個方便的替罪羊身上。」

這種說法聽起來像是在為自己辯護，但並非毫無根據。學術界對於社群媒體是否構成「臨床成癮」至今仍無定論，研究結論也因研究設計、年齡群體、使用情境的不同而差異顯著。

華人世界的對照

這場辯論在華語社會有其獨特的折射。

中國大陸對未成年人的螢幕時間實施嚴格管制——網路遊戲限制18歲以下用戶每週僅能遊玩3小時，短視頻平台也設有青少年模式。這是由國家主導的「減少螢幕時間」政策，與西方個人主義框架下的自主選擇截然不同。

台灣和香港的情況則更接近西方——討論主要圍繞個人健康與家長監管，尚未形成強制性的政策框架。東南亞華人社群中，螢幕往往是跨境維繫家庭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工具，「使用過多」的判斷標準更難以一概而論。

值得注意的是，當演算法設計的成癮性成為法律焦點，平台的責任與個人的選擇之間的邊界，在不同政治體制下有著截然不同的解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