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障礙法案通過十年：為何好意未能帶來好結果？

過去十年，美國幾乎每個州都通過了某種形式的讀寫障礙法案。立法者們滿懷善意，家長們充滿期待，教育工作者們積極響應。但當研究人員檢視近二十年的全國學生數據後，發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47個州中，超過一半的州在識別閱讀相關學習障礙方面沒有顯著改變，而在許多州，被識別為學習障礙的學生閱讀成績反而下降了。

這個發現讓人不禁思考：當政策制定者們以為找到了解決方案時，為什麼現實卻如此複雜？

被忽視的學習困難

讀寫障礙是一種基於大腦的學習差異，即使兒童具有正常智力和教育背景，也會使他們閱讀單詞變得緩慢且費力。在美國，約有5%至15%的兒童經歷與讀寫障礙一致的持續性閱讀困難。

在2000年代之前，讀寫障礙很少在教育政策中被明確提及。有讀寫障礙的學生通常被歸類在廣泛的學習障礙類別下，往往缺乏針對性的教學或支持。

家長倡議團體和讀寫障礙倡導組織在2010年代初開始推動立法者在州教育政策中承認讀寫障礙。他們同時遊說各州要求對閱讀困難進行早期篩檢，並使用科學研究支持的嚴格方法教授閱讀。

這些倡議與日益增長的科學共識不謀而合：早期、明確的語音和語言結構教學有助於閱讀困難的學生，包括讀寫障礙學生。研究和倡議也強調，許多有閱讀困難的兒童直到小學後期才被識別出來，經過多年的學業掙扎後，閱讀技能的差距變得更難糾正。

立法浪潮的興起

德州和阿肯色州等少數州在2010年代初首先通過了讀寫障礙法案。一個核心目標是幫助學校更早識別學生的讀寫障礙，而不是等到這些學生經歷反覆的學業失敗。

到2010年代後期，大多數州都採用了某種形式的讀寫障礙立法。截至2025年，除了夏威夷州外，所有州都制定了讀寫障礙立法。

雖然這些法案在促進閱讀困難早期篩檢、改善閱讀教學和擴大對困難讀者支持方面有著相似的目標，但在強度、資金和對學校的期望方面差異很大。

令人意外的研究結果

研究人員分析了2003年至2022年全國教育進步評估（NAEP）的四年級閱讀評估數據，重點關注學生被識別為閱讀相關學習障礙的頻率，以及這些學生的閱讀表現。

結果顯示了兩個突出的發現：

首先，超過一半制定新法案的州在識別閱讀相關學習障礙方面沒有顯著變化。有些州識別出更多學生，有些則更少，但沒有一致的全國模式。

其次，在許多州，包括阿拉斯加、緬因州、麻薩諸塞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和西維吉尼亞州，被識別為學習障礙的學生的閱讀成績在法案通過後往往下降而不是改善。

只有四個州——亞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內華達州和俄克拉荷馬州——在州評估中顯示出閱讀分數的顯著提升，平均增幅從俄克拉荷馬州的3分到亞利桑那州的10分不等。

政策與實踐的鴻溝

這些發現表明，讀寫障礙法案往往提高了對讀寫障礙和早期閱讀困難的認識，但沒有完全改變課堂實踐。

許多州，如康涅狄格州、緬因州、麻薩諸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要求對讀寫障礙進行早期篩檢，但沒有確保學校有受過培訓的工作人員來進行這種篩檢。

即使有足夠的教師進行讀寫障礙篩檢，僅僅篩檢本身並不能幫助學生，除非隨後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持續的支持。

資金一直是另一個主要挑戰。大多數讀寫障礙法案在通過時沒有為教師培訓或教材提供專門資金，讓學區自行承擔成本。因此，實施情況參差不齊，資金充足的學區比其他學區推進得更快。

教師準備也很重要。有效教授閱讀，特別是對讀寫障礙學生，需要許多教師在培訓課程中從未學過的專門知識。沒有強有力的專業發展和持續指導，新的要求很難執行。

成功州份的共同特徵

儘管全國情況參差不齊，但一些州的學生，包括亞利桑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在學校採用讀寫障礙相關政策後，閱讀成績確實有所改善。這些州有幾個共同特徵。

首先，當這些州的幼兒被標記為有閱讀困難風險時，學校被期望提供額外的閱讀教學，而不是將篩檢視為目的本身。

其次，這些州的學校投資於實用的教師培訓，專注於如何教授基礎閱讀技能——如語音和單詞解碼——這對讀寫障礙學生特別重要。

第三，這些州將讀寫障礙法案與更廣泛的識字改革相結合——如使用基於證據的閱讀課程和為教師提供指導——而不是將讀寫障礙政策視為獨立的要求。

密西西比州經常被引用為成功將讀寫障礙政策與更廣泛的閱讀教學改革相結合的州的例子，從2013年到2019年，閱讀成績得到了提升。這次改革包括更結構化的閱讀教學、教師培訓和學校的識字指導員。

華人教育視角的思考

這項研究對華人教育界具有特殊意義。在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社區，對於學習差異的認知和支持體系仍在發展階段。美國的經驗提醒我們，僅僅制定政策還不夠，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實施。

在重視教育成就的華人文化中，如何平衡學術期望與對學習差異學生的理解和支持，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是否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什麼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