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學變成名牌包：一所實驗學院的關閉與教育的靈魂之問

「漢普夏致力於轉化性的教育，但在這個時代，高等教育已被交易性所劫持。大學教育對某些人來說，就像一個路易威登手提包。但那不是漢普夏。」

說這話的是紀錄片導演肯·伯恩斯，漢普夏學院的校友。他的母校，剛剛宣布關閉。

一所學校的終結，一個時代的縮影

2026年4月14日，位於麻薩諸塞州阿默斯特的漢普夏學院宣布，將於同年12月停止辦學。理事會主席荷西·富恩特斯在聲明中列出三個原因：入學人數持續下滑、長期債務的重壓，以及土地開發計畫的停滯。

數字說明了一切。漢普夏目前在籍學生僅625人，而2000年代初期曾達到約1,200人。二十年間，學生人數幾乎腰斬。與此同時，2025至2026學年的學費加住宿費已超過7萬2,000美元（約新台幣230萬元），高昂的學費並未能換來足夠的生源。

漢普夏學院創立於1965年，以「廢除學習的通用模板」為己任。它沒有傳統的必修課框架，鼓勵學生自主設計學習計畫，完成跨領域的「頂石專題」才能畢業。校訓是拉丁文「Non Satis Scire」——「知道還不夠」。

然而，這所以「思考」為核心的學校，最終敵不過現實的算盤。

實驗教育的百年夢想，正在系統性崩解

漢普夏的關閉並非孤例，而是近年一系列倒閉潮的延續。佛蒙特州的綠山學院（2019年）、馬爾伯勒學院（2020年）、戈達德學院（2024年）——這些名字在主流教育界或許陌生，但在實驗教育圈子裡，它們各有一席之地。如今，它們都已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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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前。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提出：舊有的學校教育模式已然過時。他主張學生應是主動的學習者，應以興趣而非恐懼作為驅動力，應合作而非競爭。這些理念催生了一批實驗性學院——1917年在加州牧場上創立的深泉學院（學生自治、親身勞動）、1921年率先推出產學合作課程的安提阿學院，以及1960年代湧現的數十所另類大學。

教育學者里德·皮特尼·希金森指出，這些學校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改變整個高等教育體系而生，而是為了在既有體制旁邊提供一種「選項」。換言之，它們天生就是少數派。問題在於，少數派的財務基礎從來就不穩固。

「交易性」vs「轉化性」：一場關於教育本質的爭論

肯·伯恩斯的那句話，觸碰了當代高等教育最核心的矛盾。

今天，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家長把大學視為一種投資——投入時間與金錢，換取畢業後能立即變現的技能與證書。這種「交易性」邏輯在全球範圍內蔓延，並非美國獨有。

在台灣，近年來「大學廢校」的議題同樣浮上檯面。少子化浪潮之下，私立大學招生困難，尤其是規模較小、特色較鮮明的學校首當其衝。教育部推動的退場機制，已讓數所大學走向整併或關閉。在香港，隨著政治環境變化，部分具人文傳統的學科與課程也面臨壓縮。在中國大陸，「新工科」、「新文科」的政策導向，雖試圖在職業技能與人文素養之間尋求平衡，但實際執行中，可量化的就業率指標往往佔據上風。

支持文理教育的人士認為，批判性思維、跨文化理解、面對複雜問題的韌性——這些能力在AI快速取代常規工作的時代，恰恰是最難被替代的。然而，這些能力難以被「薪資排名」或「就業率」所衡量，在招生市場上自然處於劣勢。

誰在贏，誰在輸

漢普夏的關閉，直接影響的是現有學生。最後一屆即將完成頂石專題的學生可以正常畢業；其他在籍學生可轉入五校聯盟（阿默斯特學院、史密斯學院、曼荷蓮學院、麻薩諸塞大學）的成員校；已繳存款的新生則獲得退款。

但更深層的損失難以量化：那些在傳統學校環境中格格不入、需要一個不同框架才能發光的學生，又少了一個可以選擇的地方。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場倒閉潮揭示了高等教育的一種結構性傾斜：擁有豐厚捐贈基金、與政府和企業關係緊密的大型名校，在資源競爭中佔盡優勢；而小型、實驗性、強調人文精神的學校，則在財務壓力下一一出局。高等教育的「多樣性」，正在以一種靜悄悄的方式縮減。

教育學者奧斯汀·薩拉特（阿默斯特學院法學教授）將漢普夏的關閉定性為「高等教育整合浪潮的又一個象徵」——財力雄厚、課程傳統且職業導向的學校佔據主導，而漢普夏這樣的小型另類學院，已無法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