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男人的家，不等於沒有父權

從川上未映子《Sisters in Yellow》到韓國女性共居回憶錄，全球文學正在認真對待一個問題：當女性選擇與女性同住，她們究竟在逃離什麼，又在建造什麼？

她把整間公寓塗成黃色——不是因為喜歡這個顏色，而是因為這是她能抓住的唯一安全感。

川上未映子的小說《Sisters in Yellow》裡，主角花用黃色風水物件填滿她與女性朋友共同居住的房間，試圖用顏色召喚財富與穩定。然而當她為了留住這個家而涉入黑道、開始控制身邊的女性時，讀者才意識到：這間沒有男人的房子，仍然複製了父權的運作邏輯。

這不只是一部小說的故事。2023年至2026年間，丹麥、義大利、日本、韓國的作家相繼出版了以「女性共居」為核心的小說與回憶錄，在英語世界引發廣泛討論。這波文學浪潮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折射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現實：越來越多女性正在重新想像「家」的可能形狀。

從首爾到米蘭，她們選擇與彼此同住

韓國作家金河娜與黃宣優在2019年共同出版了回憶錄《Two Women Living Together》（中譯本尚未出版）。兩人共同購置公寓、互列為緊急聯絡人，將彼此視為最親近的家人。她們的理由直白而有力：不想要婚姻可能帶來的從屬關係，也不想承受單身女性在一個為「家庭單位」設計的社會中所面對的孤立與經濟脆弱。

在義大利，法烏斯塔·恰倫泰早在1966年便寫下《A Very Cold Winter》，描述二戰後一群失去男性依靠的女性，在米蘭的破舊閣樓裡拼湊出一個家。她們抱怨彼此，卻仍然相互包容。2026年，這部小說首度被譯成英文出版，恰好與這波女性共居文學潮流同步抵達英語讀者。

丹麥作家佩尼勒·伊普森的回憶錄《My Seven Mothers》則更進一步——她記錄的是自己在女性公社中成長的童年。那個公社充滿衝突，最終解散，但她仍選擇以慷慨的筆調書寫它。其中一位「母親」說過的話貫穿全書：「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生活方式——女人與女人共同生活——能夠包容一切。」

川上未映子的黑暗答案

在這批作品中，川上未映子的《Sisters in Yellow》是最黑暗、也最複雜的一部。她的主角花從未真正擁有過一個家：父親時常失蹤，母親是酒吧陪酒女，對家毫不在意。花對「家」的渴望，因此變得近乎病態。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當母親的熟人木美子在某個夏天突然出現，為花煮飯、整理房間時，花第一次體驗到「與人共同做事」的感覺——那也是她第一次用到大蒜做菜。這個細節微小卻令人心碎。此後花對木美子的依戀，驅使她成為陪酒女、搬去與她同住，最終引入蘭與桃子兩個年輕女孩，組成一個四人的「家」。

然而川上讓這個家逐漸扭曲。花對失去這個家的恐懼，使她開始監控、控制身邊的女性；她為了維繫共同生活而與黑道合作，最終成為一個以愛為名的施暴者。小說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花從未停止愛她的朋友，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在不控制她們的情況下留住她們。

川上的問題尖銳而直接：父權制度的暴力，是否早已內化為一種我們不自知的關係語言，即便在全女性的空間裡也能自我複製？ 木美子從未真正與男性同住，卻教會了花如何用「男主人」的方式對待他人。

這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波文學浪潮在華人社會有其特殊的共鳴點。台灣的單身女性人口持續增加，2023年台灣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已達31.4歲，創歷史新高。香港的單人戶比例同樣攀升。在中國大陸，「剩女」的污名雖已有所消退，但「不婚不育」的女性仍面對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巨大壓力。

然而，支撐非傳統共居生活的制度基礎幾乎不存在。在多數華人社會，非血緣、非婚姻關係的共居伴侶無法互享醫療決定權、無法在對方的財產上享有法律保障，也難以被視為「家人」。金河娜與黃宣優在韓國共同購置公寓，這個行動本身在法律層面已是一種抵抗——而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這樣的安排同樣需要面對重重制度障礙。

文化層面的差異也值得注意。日本文學對「家」的執念（如川上對室內細節的精細描寫）與韓國回憶錄的直白倡議形成對比；而華人社會對「家族」概念的深層依附，可能使「選擇與朋友共居作為人生規劃」這件事，面臨更高的心理與社會成本。

她們不是在逃離男性，而是在設計另一種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沒有一部是反男性的宣言。《A Very Cold Winter》以部分角色愛上男性、搬去同住作結。《My Seven Mothers》裡，伊普森的生母最終離開公社，組成核心家庭。大谷朝子的《Hollow Inside》則以主角擁抱獨居作結——她讓朋友用3D列印為她製作一個塑膠嬰兒，輕聲說：「這樣就夠了。」

這些結局的多樣性，正是這批文學最誠實的地方。它們不提供答案，只是認真對待一個長期被輕視的問題：當女性選擇以女性為核心來組織自己的生活，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嚴肅書寫，而不只是被當作「過渡期」或「白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