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問ChatGPT，不如雇用一個人

一本讓你感動落淚的回憶錄，如果不是封面上那個人親手寫的，你還會在意它的內容嗎？

一場取消風波，揭開出版業的舊傷

2026年春天，國際出版巨頭Hachette突然宣布取消小說《Shy Girl》在美國的發行計畫。起因是社群媒體上爆發的大規模指控：這本書疑似借助AI生成，卻未作任何說明。幾乎在同一時間，文書輔助應用程式Grammarly推出了一項功能，聲稱能模仿包括已故作家在內的著名文學風格，提供AI寫作指導——未經任何授權、未給予任何補償。憤怒的作家與記者們迅速發聲，Grammarly最終下架了這項功能。

這兩起事件激起的公憤，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誰有資格署名一本書？

然而，這股怒火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一個出版業早已心知肚明的現實——並非每一個擁有精彩故事或獨到見解的人，都具備將其化為文字的技藝、經驗或時間。

代筆，一個被誤解了幾十年的職業

代筆寫手（Ghostwriter）的工作，是以委託人的名義撰寫文章或書籍，自己隱身幕後。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商業領袖的管理哲學、藝人的人生故事——這類書籍背後有代筆寫手參與，在出版業中從來都不是秘密。

30年前，希拉蕊·柯林頓出版《It Takes a Village》時，據報導借助了代筆寫手，卻選擇對此隻字不提——顯然是為了迴避外界批評。這種汙名化持續了很長時間。當演員米莉·芭比·布朗與代筆寫手合作出版小說時，網路上仍有人要求她「感到羞恥」。

但風向正在轉變。歌手黛咪·摩爾在2019年的回憶錄中，在致謝頁首位感謝了她的代筆寫手艾麗爾·利維。瑪麗亞·凱莉的2020年回憶錄《The Meaning of Mariah Carey》封面直接列出共同作者姓名，最終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名。加州州長葛文·紐森在2026年2月出版的回憶錄中，也公開承認了代筆寫手的參與。

透明化，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行業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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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說話：代筆是一門可持續的生意

從經濟角度來看，代筆寫手的處境遠比一般作者來得穩定。根據Gotham Ghostwriters與美國新聞記者與作者協會於2024年聯合進行的調查，三分之一的代筆寫手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

相比之下，根據作者工會的數據，2022年在美國五大出版社出版書籍的作者，書籍相關收入中位數僅約1萬5千美元。兩者之間的落差，幾乎是6.7倍。

在史丹佛大學推廣教育課程教授回憶錄寫作的茱莉亞·謝爾斯，代筆時薪設定為150美元，一個項目往往持續數月乃至數年。紐約寫手卡洛琳·卡拉為演員、運動員和商界人士代筆了約10本書，部分合約「觸及六位數」。當委託方來自科技、娛樂或商業領域，代筆寫手能接觸到遠比傳統出版業更深的資金池，並將這些收入用來支撐自己的創作。

AI能做到的，與它做不到的

代筆寫手們普遍認為，AI提供的不過是「影子的影子」。

詩人凱特琳·阿拉里奧與一位客戶合作回憶錄長達五年，最終因對方資金耗盡而轉向AI。當客戶拿著AI生成的文稿給她看時，她發現工具完全扭曲了對方的語氣——原本想表達幽默的段落，被AI改寫成了帶有惡意的口吻。「我從來沒聽過你用這種方式談論別人，」阿拉里奧對客戶說。

卡洛琳·卡拉則點出了代筆工作中最難以被複製的部分：「每一個與我合作過代筆項目的客戶都說，『這感覺很像心理治療。』把自己的故事和秘密分享給另一個人——無論這些內容最終是否出現在書裡——這種人類經驗是無法被複製的。」

而這種親密感，恰恰是產出優質文字的土壤。

華語世界的視角：我們怎麼看「代筆」？

在華語文化圈，代筆並不陌生，但討論方式截然不同。中國大陸的「槍手」文化長期存在於學術論文與商業出版之間，卻因學術不端的爭議而帶有更強的負面色彩。台灣與香港的出版生態相對多元，名人傳記的「採訪整理」或「口述歷史」模式，事實上扮演著類似代筆的角色，但往往以更迂迴的方式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文AI寫作工具快速發展——從大陸的文心一言到各類寫作助手——「AI代筆」的邊界在華語市場同樣模糊。出版社如何驗證稿件的人類成分？作者如何證明自己的聲音？這些問題在亞洲市場尚無成熟的行業標準可循。

此外，對於許多在東南亞的華人創作者而言，語言本身就是一道門檻——用中文寫作、用英文出版，或反之，都可能需要不同形式的協作。代筆或共同創作，在跨語言的創作生態中，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