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頭銜的人，坐在了談判桌的最前面

賈里德·庫什納以「私人志願者」身份參與美國最高層外交，卻不受任何倫理申報約束。當公私利益的邊界消失，民主透明度究竟保護了什麼？

核戰邊緣的談判桌上，坐著一個沒有任何官方頭銜的人。

今年2月，就在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的兩天前，賈里德·庫什納出現在日內瓦，參與一場攸關生死的外交斡旋。他的身份？不是特使，不是顧問，只是「總統的女婿」。

「我現在是投資人了」——然而他回來了

2021年，庫什納離開白宮時說得很清楚：他喜歡那份工作，但討厭隨之而來的監督與財務申報義務。他成立了私募股權公司Affinity Partners，並從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主導的主權基金獲得了20億美元的投資。

2024年，他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如果川普打電話叫你回華盛頓，你會怎麼說？」他的回答是：「我會說，謝謝，但我很好。」

然而他還是回來了。

在川普第二任期的頭14個月裡，庫什納在沒有任何官方職銜的情況下，先後與普丁、內唐亞胡、澤倫斯基以及多位中東領導人會面。上週末，他與副總統范斯一同前往伊斯蘭瑪巴德，參與對伊朗的和平談判（最終以失敗告終）。

白宮對他的定義是：「志願者」。

美國有一套「特別政府雇員（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制度，允許商界人士為政府執行特定任務，但必須申報財務利益。伊隆·馬斯克和科里·萊萬多夫斯基都曾獲得這一認定，並依規申報。

庫什納沒有。

1978年，水門事件後，美國國會通過《政府倫理法》，要求行政部門高層官員公開財務狀況，以確保他們不存在利益衝突。然而庫什納至今未提交任何倫理申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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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去年夏天以政府雇員身份正式登記，並提交了申報文件（儘管其中仍有加密貨幣持股問題）。公民倫理監督組織CREW的負責人唐納德·謝爾曼直言：「庫什納的角色和威特科夫沒有區別。他們必須解釋，為什麼要用不同的倫理標準來對待他。」

白宮發言人安娜·凱利的回應是：「庫什納先生以私人公民身份行事，因此不受申報要求約束。」

庫什納本人對利益衝突的指控毫不迴避，只是換了一種說法。他在接受60分鐘採訪時說：「人們所謂的利益衝突，史蒂夫和我稱之為經驗與遍布全球的信任關係。」他的確有談判實績——加薩停火協議便是一例。

但問題的核心在於：這些「信任關係」背後的經濟利益，外界完全無從得知。

據紐約時報報導，庫什納在達沃斯論壇上一邊為Affinity Partners尋求50億美元的新投資，一邊作為美國代表團成員發布加薩重建計劃。Affinity隨後聲明「不打算在賈里德志願服務期間引入額外資本」，但公私之間的模糊地帶依然存在。

更值得關注的是：沙烏地主權基金對Affinity的20億美元投資，是在該基金自身評估認為公司運營「在所有方面均不令人滿意」的情況下做出的。庫什納的辯護是：「這是全球最具聲望的投資方之一。」

這不只是庫什納一個人的問題。

美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報酬條款（Emoluments Clause）」，禁止總統未經國會批准接受外國政府的饋贈。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的告別演說中警告：「對於外國影響的陰險手段，自由人民的警惕之心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因為歷史與經驗都證明，外國影響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

如今，川普政府已換到第四任倫理主任，解雇了大多數總統任命的監察長，並以親信取而代之。本應負責起訴利益衝突刑事案件的司法部，也唯總統馬首是瞻。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求庫什納申報財務資訊，或許顯得微不足道。但這恰恰是民主透明度一點一滴流失的方式。

這一現象對亞洲並非無關緊要。中東局勢直接牽動能源價格，影響台灣、香港乃至整個東南亞的製造業成本。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實際推手是一位不受任何監督約束的私人投資者時，政策的可預測性便大打折扣。

對許多觀察人士而言，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比較：各國政府在「公私利益分離」這一問題上，究竟設有怎樣的防火牆？標準的差異，折射出的是不同的政治文化與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