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的「納粹問題」：民主制度如何被極端主義滲透

2026年2月，在芝加哥和明尼亞波利斯的移民執法行動中，美國邊境巡邏隊長格雷格·博維諾身著一件不尋常的制服：寬翻領大衣，配有黃銅紐扣和袖章星徽。這件制服看起來就像直接從1930年代德國國防軍軍官肩膀上取下來的。德國媒體立即注意到了這種美學相似性。

博維諾的服裝選擇不僅僅是硬漢角色扮演，它象徵著一個趨勢：共和黨似乎出現了「納粹問題」。

黨內納粹元素的系統性出現

近期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名與讚美希特勒的白人至上主義社交媒體帳戶有關聯的ICE律師，竟被允許重返聯邦法庭。全國青年共和黨組織成員在群聊中談論對希特勒的愛慕並為此發笑。副總統J.D.萬斯對此爭議輕描淡寫，拒絕譴責黨內反猶主義者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聯邦機構甚至開始模仿納粹措辭。國土安全部在招募廣告中使用了新納粹團體喜愛的讚美詩「By God We'll Have Our Home Again」。勞工部在總部懸掛川普的巨幅肖像橫幅，彷彿華盛頓變成了1936年的柏林，並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美國屬於美國人」等表達——明顯呼應納粹口號「德國屬於德國人」。

白宮官方X帳戶甚至發布了一個支持川普追求格陵蘭的迷因，標題為「Which way, Greenland man?」這不僅是笨拙的措辭，更是對1978年美國新納粹威廉·蓋利·辛普森著作《Which Way Western Man?》的呼應。

從溫和保守主義到極端民粹的墮落

前共和黨員湯姆·尼科爾斯回憶起1979年加入共和黨時的情景。當時黨內有黑人自由派共和黨員愛德華·布魯克參議員，康涅狄格州的洛厄爾·韋克和羅德島州的約翰·查菲等自由派共和黨員。政黨歸屬是美國人之間政治分歧的標誌，而非對立世界觀的標記。

轉折點出現在1992年。民粹煽動家帕特·布坎南挑戰喬治·H·W·布什總統，在共和黨初選中獲得23%的選票。布什讓他在休斯敦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布坎南設想「宗教戰爭」的演講震驚了許多美國人。

幾年後，紐特·金里奇將布坎南的文化戰爭帶入眾議院議長職位。對金里奇而言，政治純粹是為了獲勝；他的焦土戰術將對手視為敵人，將妥協視為叛國。他想要選票，不關心誰會被他的惡毒所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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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主義：現代共和黨的原罪

前共和黨操盤手斯圖爾特·史蒂文斯認為，種族主義是現代共和黨的原罪。1964年《民權法》通過和1968年民主黨初選暴力事件讓白人選民感到疏離。當黑人選民拋棄共和黨時，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華萊士在68年總統競選中證明了南方白人選票可以爭取。理查德·尼克松做出了狡猾而憤世嫉俗的計算，利用「法律與秩序」的呼籲來煽動種族焦慮，以爭取那些不滿的白人選民。

到1970年代，共和黨已成為美國事實上的白人政黨。

制度脆弱性的全球啟示

政治重組也使共和黨容易受到極端主義影響。民主黨對富裕郊區居民更具吸引力，而共和黨選民教育程度較低，更多是工人階級，在農村地區和鐵鏽地帶的白人選民中獲得支持。選區劃分使紅色選區更紅，藍色選區更藍。

民主黨更多元的選民基礎是對政客與極端主義者過從甚密的內建警報系統，而共和黨初選候選人——受到談話電台、Fox News和茶黨崛起的影響——不再面臨嚴重的溫和派挑戰者。

這一現象對全球民主國家具有警示意義。無論是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崛起，還是亞洲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浪潮，都顯示出相似的模式：制度弱化、極化加劇、溫和派邊緣化。

對華人世界的思考

對於華人社會而言，美國的經驗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機會。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典範，如何防範極端主義的滲透？香港在經歷政治動盪後，如何重建社會和諧？東南亞華人社群在多元社會中，如何平衡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制度韌性的重要性。美國共和黨的制度性弱化讓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得以劫持整個政黨。2016年警告川普的共和黨領袖如泰德·克魯茲、林賽·格雷厄姆、邁克·李等，後來為了保住職位而拋棄保守原則。

民主的免疫系統

面對道德淪喪，美國人能做什麼？短期答案是羞辱、迴避和嘲諷——以及在投票箱中的懲罰。體面的公民必須孤立那些玩弄希特勒主義的人。美國人——尤其是記者——應該抵制對法西斯言論的麻木。

當一個Z世代共和黨焦點小組中有20多歲的年輕人談論希特勒「是一個偉大的領袖」，即使「他的目標很可怕」時，問題不僅出現在共和黨內，也出現在美國的家庭、學校和社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