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如何「加速」社會運動：從印刷機到智慧手機

數千萬美國人已經看到了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聯邦探員殺害的影片。但組織回應活動的並非外來煽動者或左翼狂熱分子，而是抗議該市聯邦探員戰術的普通美國人。

這些社區成員透過Signal等加密通訊應用程式溝通，用手機錄製移民海關執法局（ICE）和邊境巡邏隊官員的行為。有些人使用ICEBlock等應用程式監控ICE活動，還用3D印表機大量生產哨子，讓社區成員在聯邦探員出現時互相警示。

雖然某些技術是新的，但這種模式——草根活動人士運用最新科技——比共和國本身還要古老。

從殖民地到民權運動的科技傳統

1770年代美國革命精神初現時，領導人組成通信委員會在各殖民地間協調，1774年成立大陸會議。他們善用印刷機的力量推廣湯瑪斯·潘恩的《常識》等小冊子，新國會的首批行動之一就是建立「憲法郵政」——一個從緬因地區到喬治亞州的郵件系統，讓殖民者能夠安全通訊，避開忠誠派郵政局長的監控。

2026年美國將慶祝建國250週年的7月4日，紀念的正是《獨立宣言》起草者將最終文件送交反叛印刷商約翰·鄧拉普的日子。換句話說，我們慶祝的建國時刻，就是建國先賢按下「發送」鍵的那一刻。

1830年代，新國家的奴隸制爭議開始浮現，蒸汽動力印刷機這項新技術為廢奴運動注入強心劑。它能比手動印刷機更快速、更便宜地印製反奴隸制宣傳品。

1848年電報的引入幫助發起女權運動，將紐約州塞內卡福爾斯大會的消息傳播開來，而此前類似集會未能真正抓住公眾想像力。

快轉100多年到民權運動時期。該運動的領導者擁抱並善用電視這項新技術，刻意創造機會讓廣播媒體將當局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攻擊年輕人、在塞爾瑪外埃德蒙·佩特斯橋攻擊遊行者的畫面，傳送到全美各地的客廳裡。這些影像激發了對《民權法》和《選舉權法》等立法的支持。

當代社會運動的新工具

如今，智慧手機和社群媒體等新技術讓活動人士——甚至那些從未視自己為活動人士的人——更容易參與並幫助鄰居。但重要的是不要把溝通方式誤認為運動本身。事實上，沒有智慧手機背後的人或群組聊天的成員，就沒有運動。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全國各地發生的仍然是人們在組織。在移民執法人員聚集執行川普政府驅逐政策的幾乎每個地方，相互援助網絡都在萌芽，它們受到科技幫助但不被科技取代。

科技的局限與風險

倡議者和潛在倡議者了解這些技術的局限性和可能帶來的風險也很重要。這些工具可能耗盡運動的能量，比如有人在社群媒體平台上發布迷因或「按讚」訊息，就認為自己已經為草根努力盡了一份力。

任何數位技術都存在風險，建國先賢在創建獨立郵政系統時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就是說，使用這些工具也可能促進監控，讓網絡面臨破壞，使人們容易遭受起底或更嚴重的後果：被指控協助犯罪行為。

信任：科技無法取代的核心

最重要的是，雖然技術工具可能促進溝通，但它們無法替代信任——那種只能在面對面接觸中建立的信任。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的活動人士自建國前就知道的另一件事。

直到1960年代末，參與民主工作的團體經常組成政治學者塞達·斯考波所稱的「跨地方網絡」：組織成地方分會，連接到州、地區甚至全國網絡的集體。

正是在這些地方分會中，美國人實踐了法國貴族托克維爾在1830年代訪問美國時所描述的獨特美國特色：結社和組織的「無窮藝術」。美國人用這種做法解決各種地方問題。這些團體的地方表現形式往往會參與更大的運動，無論是19世紀推動女權還是20世紀的民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