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學被迫在言論自由與反歧視之間選擇

一名大學學務長正在被一位反猶太主義者起訴，而這還不是他最糟糕的處境。佛羅里達大學的克里斯·薩默林（Chris Summerlin）面臨著美國高等教育界日益普遍的兩難：在保護言論自由與打擊仇恨言論之間，他們往往無法兼顧。

這起 Damsky v. Summerlin 案件的核心，是一名法學院學生因在社群媒體上發表反猶太言論而被驅逐。儘管這些言論在道德上令人厭惡，但可能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更諷刺的是，薩默林可能認為給予偏執者贏得民權訴訟的理由，竟然是他的最佳選擇。

一則推文引發的風暴

普雷斯頓·達姆斯基（Preston Damsky）是佛羅里達大學法學院學生，公開表達白人至上主義觀點。他在學術作業中寫道，建國世代為主權而戰鬥、殺戮和犧牲，並主張「我們還沒有被壓倒和閹割到無法奪回屬於我們的東西」。

但真正引發爆炸的是他在 X 平台上的一則貼文：

「我對猶太人的立場很簡單：哈佛教授諾埃爾·伊格納季耶夫（Noel Ignatiev）所說的『以任何必要手段廢除白人種族』，正是我認為必須對猶太人做的事。猶太人必須以任何必要手段被廢除。」

伊格納季耶夫是已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主張「白人身份」是阻礙工人階級團結的社會建構，應該被「廢除」——意指放棄白人特權，而非實際消滅。但達姆斯基的引用方式讓人難以確定他的真實意圖：這是暴力威脅、仇恨言論，還是諷刺雙重標準的挑釁？

法院的分歧判決

佛羅里達大學以「造成實質性干擾」和「騷擾」為由驅逐達姆斯基，但在法庭上遭遇挫折。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艾倫·溫索（Allen Winsor）認為，儘管達姆斯基的言論令人厭惡，但不構成憲法意義上的「真正威脅」。

「許多人可能認為發表此類言論的人比不發表的人更可能採取暴力行動，」溫索寫道，「但測試標準是達姆斯基的貼文是否構成他『認真表達』要『實施非法暴力行為』的意圖。」

然而，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卻持相反觀點，認為大學可能勝訴，因為學生、教職員工「可以合理地將達姆斯基的貼文解釋為在校園內威脅暴力」。

政治壓力下的不可能選擇

這種法律上的不確定性，恰恰反映了大學管理者面臨的制度性困境。2023年國會聽證會上，眾議員伊莉絲·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質問哈佛、麻省理工和賓州大學校長：「呼籲種族滅絕猶太人是否違反你們的規定？」

校長們試圖給出細緻的法律回答——這種呼籲是否針對個人，從而構成騷擾？還是僅僅是可惡的言論？儘管在法律上站得住腳，這些回答引發了激烈反彈。斯特凡尼克要求校長們辭職，眾議院通過決議譴責他們「迴避和輕視」，賓州大學校長最終辭職。

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表示希望這些校長丟掉工作，川普政府更是對這些大學展開反猶主義調查，威脅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助。

兩難中的法律諮詢

教育法律顧問傑姬·加拉普爾·韋恩茨（Jackie Gharapour Wernz）解釋了大學面臨的現實：「如果他們採取行動，可能因違反言論自由權利被起訴。如果不採取行動，可能面臨學生或員工的投訴或訴訟，聲稱他們忽視或助長了敵意環境。從很實際的意義上說，機構是在選擇他們想要哪種訴訟。」

有時，大學甚至可能希望在法庭上敗訴，「因為這給了他們後來的藉口說：我們實際上不能懲罰這種言論。」

達姆斯基的律師安東尼·薩巴蒂尼（Anthony Sabatini）認為，政治氣候正在影響本應簡單的受保護言論案件。而反歧視法律專家肯尼思·馬庫斯（Kenneth L. Marcus）則主張，管理者「不能等到明顯的暴力威脅變成致命的才採取行動」。

壓制還是辯駁？

在塔克·卡爾森和坎迪斯·歐文斯向大量觀眾傳播反猶陰謀論，尼克·富恩特斯在 X 平台擁有超過100萬粉絲的時代，試圖將學校與反猶主義隔離是不可能的。管理者無法讓仇恨消失，但他們可以幫助學生提高反駁錯誤觀念的能力。

學術哲學家丹·威廉斯（Dan Williams）最近論證，既有機構「固守一套習慣和規範——最根本的是迴避與非自由主義觀念接觸以避免『提供平台』和『正常化』它們——這套規範適應的世界已不復存在」。

在數位時代，把關者已不存在。與其壓制歷史上最糟糕的觀念，大學或許應該準備新一代去反駁它們。正如黑人音樂家達里爾·戴維斯（Daryl Davis）成功說服多名三K黨成員放棄仇恨，或佛羅里達新學院學生將白人民族主義同學轉化為反種族主義活動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