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球關稅擬升至15%：規則正在改寫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確認全球一律關稅從10%升至15%的計畫「正在推進」。最高法院裁決後，川普政府如何重建關稅體制？對亞洲供應鏈意味著什麼？

最高法院擋住了川普的關稅工具，但川普政府的回應是：換一把鑰匙，繼續開鎖。

2026年3月25日，白宮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在「政客」（Politico）媒體主辦的活動上表示，將全球一律關稅從10%提升至15%的計畫「至少正在推進中」。這句話雖然措辭模糊，卻清楚傳遞了一個訊號：川普政府在法律受挫之後，並未放棄提高關稅的意志。

從最高法院到新法律武器

要理解這次表態，必須先回顧一段法律攻防。川普政府此前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多個貿易夥伴實施國別「對等關稅」。然而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一做法違憲，政府的核心關稅工具因此失效。

裁決後隔天，川普宣布將把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實施的全球一律關稅，從10%提高至15%。第122條允許總統以國際收支赤字為由，在最長150天內徵收臨時關稅。與此同時，政府也啟動了同法第301條下的貿易調查，為未來重新實施國別關稅預留法律空間。

納瓦羅對最高法院的裁決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詮釋：「這是最好的結果。因為法官認可並確認了我們一直在使用的所有其他法規。」換言之，政府將這次敗訴解讀為一次「清場」——排除了一個有爭議的工具，換來了對其他工具的司法背書。

對於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亞洲經濟體而言，15%的全球一律關稅意味著什麼？

首先，這是一個「無差別」的稅率——無論是台灣的半導體、越南的電子組裝，還是泰國的汽車零件，都在課稅範圍之內。過去幾年，許多企業為了規避中美貿易摩擦，將生產線遷移至東南亞。但若美國實施的是全球性關稅而非針對中國的定向關稅，這種「產地轉移」策略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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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稅水準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成本。企業無法確定15%是終點，還是下一輪談判的起點。在這種環境下，中長期的投資決策和定價策略都變得更加複雜。

對台灣而言，半導體產業是最敏感的交叉點。台積電已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部分產能的在地化可能提供一定緩衝，但整體供應鏈的調整仍需時間。

川普政府的邏輯是一貫的：關稅是縮小貿易逆差、重振美國製造業的槓桿，也是對外談判的籌碼。即便法律工具受限，政府仍在尋找每一個可用的法律依據。

然而，美國國內也有反對聲音。在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衝突推高能源價格的背景下，再疊加關稅引發的進口商品漲價，通貨膨脹的壓力不容忽視。美國消費者最終將感受到這些成本的傳導。

對中國大陸而言，全球一律關稅在某種程度上「平等化」了競爭環境——其他國家也同樣面臨壓力，而非只有中國被單獨針對。但與此同時，第301條調查的重啟，意味著針對特定國家的定向關稅仍可能捲土重來。

國際社會的反應則呈現分歧。歐盟、日本、韓國等盟友雖然對關稅不滿，但在外交上仍傾向於透過談判尋求豁免或降稅，而非正面對抗。發展中國家的選擇則更為有限。

納瓦羅說「不要太糾結於細節」，這句話值得細細品味。15%何時正式生效？是一次性到位還是分階段實施？第122條的150天限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明確答案。

這種模糊性，既可能是談判策略——讓對手無法精準預判——也可能反映出政策本身仍在形成之中。對企業和投資者來說，在霧中行走，本身就需要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