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亞波利斯的「異議者」：新型抵抗運動的誕生

2026年1月的明尼亞波利斯街頭，正在發生一些難以歸類的事情。這不是傳統的抗議活動，也不是政治對立。普通市民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聯邦探員的移民掃蕩行動，這種現象需要一個新的詞彙來描述。

一對名叫丹和珍的老夫婦解釋他們的動機時說：「我們是人道主義者。」但政治學者們找到了一個更準確的詞：異議者（dissident）。

什麼是「異議」？

異議不是革命，甚至不是政治對立。它更加根本。當權力—通常是政府權力—踐踏人們所知和珍視的基本生活條件時，異議就會出現。

在明尼亞波利斯，這意味著：人們不願看到鄰居被恐嚇和圍捕；不願看到蒙面持槍者肆意行動；不願讓孩子因恐懼而不敢上學。與川普首任期後的「抵抗運動」不同，明尼亞波利斯的反應本質上不是對政府政策的意識形態分歧，而是在捍衛任何理性美國人都會稱之為「正常」的東西—在沒有暴力和脅迫威脅下生活的期望。

歷史中的異議傳統

這種異議傳統在歷史上反覆出現。1970年代末阿根廷軍政府時期，那些孩子被當作「顛覆分子」在深夜綁架失蹤的母親們，本可以選擇沉默以避免引起注意。但她們拒絕了，開始尋找和質疑，最終聚集在總統府外，舉著「他們在哪裡？」的標語。

地下鐵路也體現了同樣精神。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說的「奴隸主狩獵場」中，旅店老闆、教會執事、農民和家庭主婦冒著暴力和逮捕的風險藏匿逃亡奴隸。在《逃奴法》使窩藏逃奴成為聯邦罪行的恐怖環境中，這些個人進行了自己的道德計算：奴隸制是一種異常，值得以任何方式、任何代價來阻止。

最著名的異議者形象可能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那個手提購物袋擋在坦克前的男子。他或許正準備回家做晚飯，腦中想著食譜，計劃著晚上聽什麼音樂，回憶著與妻子的對話，突然四輛坦克出現在他的路上。是坦克擋住了他的路，而不是相反。這位異議者堅持要繼續回家的旅程，拒絕讓路。

「前政治」的本質

瓦茨拉夫·哈維爾將異議理解為「前政治的」。它可能源於想要演奏奇怪音樂、留長髮、表達想法、保護經濟利益或保護脆弱鄰居的願望。當你不被允許表達這些核心自我認同時，你面臨選擇：要麼放棄自我的這些部分，要麼拒絕並成為異議者。

哈維爾的「77憲章」運動始於一個叫宇宙塑料人的搖滾樂隊被逮捕。他們唯一的「罪行」似乎是想要演奏類似法蘭克·札帕風格的奇異迷幻音樂。他們的歌曲—許多是關於愛啤酒的—沒有任何顛覆性，所以當音樂家被審判和監禁時，什麼被壓制了就很容易理解。

華人世界的視角

對華人讀者而言，這種異議傳統引發深刻思考。在重視「和諧」與「穩定」的文化背景下，什麼時候個人應該站出來反對權威？明尼亞波利斯的市民跨越政治立場，為「正常生活」而戰，這與華人社會的鄰里互助傳統有相通之處。

但關鍵問題是：當「正常」受到威脅時，我們準備承擔多大風險？在香港、台灣、東南亞華人社區，這個問題具有特殊意義。每個社會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平衡點—在維護社會穩定與保護基本人權之間。

哈維爾不喜歡「異議者」這個詞，他說這給人一種印象，好像有某個特殊階層的人專門做「職業抱怨者」。他堅持，異議者只是「有著普通關切的普通人」。讓他們特別的是對我們都共享的前政治本能的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