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戰爭審計」：最強軍隊的真實賬單

沒有一架被擊落。但這個數字，恰恰是問題的起點，而非終點。

2026年3月，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波斯灣衝突已持續近一個月。在這場被部分人士稱為「高度不對稱戰爭」的行動中，美軍展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優勢——同時也暴露出數十年積累的結構性弱點。英國歷史學家科雷利·巴內特在1986年出版《戰爭審計》，對英國在二戰中的工業表現作出嚴酷評估。如今，輪到美國面對自己的賬單了。

無可否認的技術優勢

先從亮點說起。

美國與以色列聯合運用的F-35戰鬥轟炸機，在整個行動中無一損失。這並非偶然。F-35本質上是一部會飛的電腦與感測器系統，具備與其他飛機即時共享情報、自動識別威脅、以及規避偵測的能力。B-2隱形轟炸機同樣表現出色。在情報層面，衛星影像與通訊截聽所構成的美國情報體系，被認為發揮了關鍵作用。

統合參謀長丹·凱恩上將與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海軍上將展現出清晰的指揮判斷。第一線操作人員的專業素養也獲得普遍肯定。

這些都是真實的優勢。但賬單的另一面，同樣是真實的。

賬單的另一面：庫存告急與艦隊萎縮

數字會說話，而這些數字令人不安。

在2025年的中東衝突中，陸軍末段高空防禦系統（THAAD）的攔截彈庫存估計消耗了近四分之一。本次波斯灣行動可能再度消耗相近比例。更廣泛地說，多種高端精確打擊系統的消耗速度，已超過2026財政年度預定的年度補充量。

海軍力量的萎縮更為結構性。1980年代美伊上一次緊張對峙時，美國海軍在波斯灣部署了30艘戰艦；如今灣外僅有約12艘。1986年，美國海軍擁有214艘水面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與巡防艦）；到2026年，這個數字已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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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防艦的消失尤具象徵意義。1986年有113艘，現在是零。取而代之的近岸作戰艦（LCS）被批評機械可靠性差、不適合高威脅環境。以義大利設計為基礎的替代方案因改裝費用暴增而告吹。海軍甚至在考慮以缺乏垂直發射系統的海巡艦艇填補空缺。

掃雷能力的退化同樣觸目驚心：1986年有21艘水雷戰艦艇，如今只剩4艘且即將退役。而美國海軍第一次在波斯灣遭遇伊朗水雷，正是約40年前的事。

根源：一個哲學選擇的代價

這些缺陷的根源，遠比政黨輪替更深。

冷戰結束後的「和平紅利」幻覺，導致國防工業基礎長期被刻意忽視。但更根本的，是美國軍事哲學中根深柢固的「重質輕量」偏好。二戰初期，海軍偏好建造大型驅逐艦，結果反潛護衛艦嚴重不足。時任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元帥事後承認，直到1943年底海軍才有足夠手段對付德國潛艦。解方是轉向更小、更便宜、建造更快的護衛艦——戰時共建造超過500艘。

今日的邏輯如出一轍，卻更為極端。美國空軍不願為造價數十億美元的飛機花費500萬至3000萬美元建造加固機堡。在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各型飛機翼尖相連地停放——與1941年12月7日菲律賓克拉克基地的景象並無二致。「美國永遠是攻擊方」的假設，使防禦準備長期被邊緣化。

第三個假設是「戰爭是短暫且低傷亡的」。1991年海灣戰爭的輝煌勝利，深刻塑造了此後三十年的戰略想像。但當戰爭拖延、消耗加劇，這套假設便開始崩塌。

這份賬單，對亞洲意味著什麼？

這裡是這篇報導最值得華人世界讀者深思的部分。

原文作者明確指出：「一場針對更強大對手的戰爭，尤其是在印太地區，可能遠比這場戰爭痛苦得多。」這個「更強大的對手」，在文章語境中指向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被評估為在某些面向上已超越冷戰時期蘇聯海軍的威脅。

對台灣而言，這份評估有直接的戰略意涵。美軍在波斯灣的表現固然展示了技術優勢，但彈藥庫存的快速消耗、艦艇數量的嚴重不足，以及對無人機精確打擊的脆弱性，都是在相對有限的衝突規模下暴露的問題。若衝突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對手能力更強，這些缺口的代價將成倍放大。

對中國大陸的決策者與分析人士而言，這份「審計報告」同樣提供了值得研究的信息：美國的技術優勢是真實的，但其持久作戰能力存在結構性約束。這個認知，可能影響未來數年的戰略計算。

對東南亞各國而言，美國的軍事承諾能否在長期衝突中兌現，是一個愈發具體的政策問題，而非抽象的外交辭令。

美國國防部提出了2000億美元的補充撥款計劃，但具體用途尚未說明。分析人士指出，真正需要的不是預算數字，而是一套針對大規模持久戰爭的多年期重建計劃——包括國會願意授權「刻意的冗餘」，例如為同一種彈藥建造兩座工廠，以確保危機時的擴產能力。